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左起任叔永、陈衡哲、胡适

1915年9月17日，青年留美学生胡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庄重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亘古未有的文学革命第一声由此发出。文学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大致包括戏曲、诗歌、小说和散文等，要变革旧有的语言文字形象化的艺术表达方式，究竟选择怎样的路径，胡适一直在思考之中。

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

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直不为他的留美朋友们所待见。有朋友在他由康奈尔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时，作诗嘲笑：“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此时胡适真“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拿定主意先从白话诗进行尝试，在去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作诗赠与朋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在当时可谓是爆炸性的提法。

1916年6月，胡适因事路过康奈尔大学，在这里又与朋友们聚会了几天，热议的话题是文学改革的方法。胡适胸有成竹地说：“这时候我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诗曲。”之所以必须用白话，理由十分充足，他在日记中写道：

“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文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记；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

这种变革就小说、散文等而言，比较容易，且前人已有尝试，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可诗就另有一说了。胡适把自己的心得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也以为不无道理，其中对文学革命成见最深的梅觐庄来信喝彩道：“骤言俚语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但又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梅觐庄的意见很有代表性，甚为留学生们认同。

胡适感到高兴，因为连反对白话文最猛烈的梅觐庄都称“我辈”，这可是难得的胜利，可是“作诗如作文”，就不知要有多么的困难了。他说：“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上。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当时我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造白话诗。”

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

同年7月的一天，任叔永将自己的《泛湖即事诗》送与胡适。这是首四言长篇纪事诗，记叙的是任叔永和朋友游览凯约嘉湖。其中写船驶近岸边因波浪而翻船的一段，任叔永认为最佳，即：“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制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胡适看了非但不勉励一番，反而泼了一瓢冷水，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

任叔永没有多大的反应，可偏偏为梅觐庄知道了，给胡适去了封长信，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诗文是“高文美艺”，岂是“村农伧父”所能企及。胡适读了信后，于22日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这是他写的第一首白话诗，全诗一百零五行，五大段，千字左右，仅摘录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挡！

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很快便在留美学生中传阅。梅觐庄读罢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尖刻地讥讽胡适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一时间，胡适的白话诗在留美中国学生中成为了笑谈。可胡适偏不信这个邪，反而时隔一个月，于8月23日又创作了白话诗《窗上有所见口占》，次年2月在《新青年》公开发表时名为《两只蝴蝶》，这是胡适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白话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还特作自跋：“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可见他是铁了心要把白话诗进行到底。他还写信给朋友说：“吾志已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他真的做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作文言诗词。”

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

胡适自受了梅觐庄的批评后，一点也不灰心丧气，而是从唐宋以来的古籍中寻章摘句，以证明白话诗古已有之，现在的白话诗只是在古之白话诗之上的尝试而已。笔者据《胡适日记》，不妨摘出少许例句：

杜甫的白话诗：如“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陆游的白话诗，如“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黄庭坚的白话词，如“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澜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

胡适想要说明的是白话作诗，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他并非始作俑者。尽管他做了这些功课，可白话作诗的主张就是得不到回应。8月4日，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语气更为悲壮：“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能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我去志已决。”

胡适服膺实验主义哲学，潜心尝试作白话诗，并以几首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真正实施，恰恰出乎他的意料，是在一年后回到国内担任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的《新青年》改为北大同人刊物时完成的。《新青年》继去年发表胡适的《两只蝴蝶》后，四卷一号首次同时公开发表白话新诗九首，其中胡适四首，沈尹默三首，刘半农二首。这里限于篇幅，仅录胡适的《一念》一首：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是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笑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嘉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的三千万转！

这九首白话新诗是文学革命倡导以来，第一批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如此稚嫩的第一声，所反映的则是孕育者的胆略和才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担当和责任，则是文学革命的精神之所在。白话新诗在百年间变革创新，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而它的创立者和开拓者，则无疑是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