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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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夏曦与苏区“肃反”
来源：党史天地2009年第12期
作者：许顺富
目录：
️第一次“肃反”：大搞逼、供、信，祸及地方和军队
️第二次“肃反”；专横独断，解散党、团组织
️第三次“肃反”：变本加厉，错杀苏区精英
️第四次“肃反”：不听忠言，悔之已晚

1928年至1935年，由于“左”倾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苏区各地疯狂展开，中央苏区的肃“AB团”运动、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陜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都曾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大苏区之一，夏曦在这一苏区的肃反活动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自1932年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就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活动，使3万多人的红3军迅速下降到3000余人，弄得整个部队人心惶惶。

第一次“肃反”：大搞逼、供、信，祸及地方和军队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贺龙为首的5人领导小组，前往湘鄂西，领导土地革命。在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万涛、柳直荀等人的艰苦奋斗下，湘西和洪湖革命斗争形势日渐高涨。到1929年3月春回大地之际，洪湖地区23个县，党组织都初步恢复，建立了一批秘密的农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公安各县内，相继地出现了若干小块根据地，发展成了湘鄂边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领导红2军与邝继勋领导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合编为红2军团，湘鄂边和洪湖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湘鄂西苏区。不久，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

正当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之时，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迅速蔓延到了湘鄂西苏区。先是邓中夏执行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后是夏曦推行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都使湘鄂西苏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断送了湘鄂西大好的革命形势。尤其是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活动，给湘鄂西苏区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夏曦，1901年生，湖南益阳人，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接替李维汉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走到了一起，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当选中央委员。1930年3月，王明派夏曦到洪湖苏区，取代邓中夏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并指示将红2军团改为红3军，以更好地执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于1932年5月。1932年，国民党第10军军长徐源泉为了分化革命队伍，派遣特务张锡侯，化装成商人，利用他与天门县军事部长杨国茂的同学关系，到天门游说杨国茂反水，被杨国茂逮捕，将其送交红3军军部。夏曦的亲信江奇（有文章写成姜琦，下同。时任肃反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却认为这是他们排斥异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亲自提审张锡侯，采用拳打脚踢和诱供等手段，让他说出杨国茂、万涛、潘家辰都是改组派。张锡侯经不住江奇的毒打，胡乱地供出杨国茂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的组织。随后，江奇派人逮捕了杨国茂。对他严刑逼供，先是用手毒打，接着往嘴里灌辣椒水、往手指里钉竹签，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胸部，折磨得杨国茂死去活来，杨国茂受刑不过，只得按照江奇的意图，将得罪过江奇的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供了出来，接着又胡乱招出了红8师24团政委苏继汉等人。夏曦、杨光华即根据江奇严刑逼供所获得的材料，就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先后逮捕了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省委候补委员侯蔚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庭、沔阳县县委书记徐二等，使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夏曦又根据江奇从杨国茂那里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写信给随红3军出征的关向应，要他立即逮捕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说胡是“改组派”，是混进红军队伍内的反革命分子。刚到苏区不久的关向应不知原委，立即按照夏曦的指令，派人逮捕了胡慎己。江奇对胡慎己施用了各种酷刑，几次把他折磨得昏死过去。胡慎己就是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江奇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自己的意思胡乱编了一个口供，将胡慎己打昏后，抓着他的手，在上面按了胡的指印。接着，夏曦、江奇在红3军内大搞逼、供、信，相继速捕了红7师的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红9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童士秀、红8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9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红7师19团政委刘革非等。有28名团以上的干部被他们打成了“重要反革命分子”。

不久，夏曦等人又罗织罪名，抓了功勋赫赫、对他们过“左”的行为不满的潘家辰、万涛，而且，对他们进行残酷拷打，潘家辰被捕以后，连续遭毒打，后来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万涛被捕以后遭受彻夜拷打，哀号之声人不忍闻。

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已经改称红3军的原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在做湖南省委书记时，正逢马日事变，他却不顾其他革命同志的安全，先行逃跑，他害怕柳直荀说出他的这桩丑事，因而决定立刻逮捕柳直荀。这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钓江奇抓获。

江奇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在肃反运动中发明了20多种刑罚，其中像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不死即残。

江奇一见面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洪湖、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

柳直荀的妻子就是著名的李淑一女士，她回忆说：柳直荀几乎每天都被拷打，直至深夜。判处死刑的那天，柳直荀和万涛等人其实都已经残废了，还是被乱棍打死，连尸体都没找到。

这一次被杀的有：万涛、柳直荀、潘家辰、彭国材、戴补天、刘格非等，都是创建苏区的首脑人物。

在第一次“肃反”运动中，夏曦杀害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的高级干部众多。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而实际上被杀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女同志，只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

第二次“肃反”；专横独断，解散党、团组织

1932年6月，蒋介石任命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总司令、徐源泉为副司令，率领10万大军，杀气腾腾地直奔洪湖苏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在襄北、襄南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将红3军逼到长江、襄河之间歼灭。受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面对强敌，错误地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等口号，强令贺龙率领红3军的主力8、9两师，攻打荆州、沙市两座城市；王一鸣的红7师抗击北面进攻苏区的敌人。致使红3军与敌人正面交锋，损失惨重，红三军由原来的3万多人，迅速下降到1.4万人，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的几个根据地也损失殆尽。

但夏曦不仅不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洪湖苏区的丧失是由于“肃反”不彻底，“改组派”在内部捣乱造成的。他竟在红3军会合后的第三天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第二次“肃反”。

8月下旬，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以及树皮、草根等。大家怨气连天，常常三三两两埋怨夏曦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根据地搞掉了。夏曦听到后，怒气横生，认为是“改组派”捣乱，令保卫局将有怨气的干部战士杀掉。

10月，夏曦为了推脱战争失败的责任，将被迫执行自己的命令，与敌人硬拼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逮捕，声称红7师在前线打败仗，是因为改组派的捣乱，王一鸣就是改组派，后来，他又罗织罪名，连续逮捕了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以下营、团干部200多人。残酷杀害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就连忠实地执行夏曦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土地政策和“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指示的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也因湘鄂边苏区的丢失，被夏曦打为改组派而被处死。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共逮捕241人，处死14人，而实际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夏曦还企图加害于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在随县王店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杀气腾腾地叫嚷要继续肃反。

贺龙拍案吼道：“你杀了这么多人，还要杀，你是什么党员？”

夏曦盛气凌人地威胁说：“你在国民党里头做过大官，当过师长、镇守使，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你要给我写声明。”

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找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饭，给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5万块钱……你也给我写出来。”

夏曦攻击贺龙不成，反被揭了短，很是尴尬。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以为长途跋涉即将结束，就对贺龙再次下手，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的警卫员的枪下了，还逮捕了贺龙身边的另外两名警卫员。贺龙没等对方采取下一步行动，就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夏曦在会上说：“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同志指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的坚决反对。

在1933年3月红3军到达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下令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连一些群众性的组织也被他取消。结果湘鄂西苏区的党和红军，只剩下3个机构、4个党员。3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负责肃反工作的分局秘书处和红3军军部政务科；4个党员是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夏曦还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担任主席的夏曦手中。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变本加厉，错杀苏区精英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1933年，中央分局接受了贺龙的建议，展开了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工作，并将红三军缩编为7、9两师，由叶光吉、盛联均分别担任7师师长和政委；段德昌、宋盘铭分别担任9师师长和政委。在恢复苏区的艰苦斗争中，夏曦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湘鄂西的失败，主要是‘肃反’不彻底，……湘鄂西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分之九都是‘改组派'，党的活动已为改组派所利用”。他不顾贺龙、关向应及红军指战员的反对，武断地开展了第三次“肃反”运动。

这次“肃反”比起前两次来，更加变本加厉，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开展革命斗争，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在金果坪“公审”后加以杀害。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

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结果把湘鄂西几万红军搞得只剩下一半人。‘肃反，把红军搞垮了，把苏区搞丢了，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段德昌临刑前，慷慨激昂地说：“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土证。这第一号烈土就是段德冒。

在抓改组派过程中，哪个营、团、区、县以上干部，只要说过回洪湖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被当做改组派抓起来，这些人如不招，江奇就动用大刑，将其折磨得死去活来，有些人受刑不过，就胡招乱供，如此恶性循环，不上数天，便抓了300多人。江奇便令人将这些人10人为一串儿，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方游街。每到一村寨时，前边打一声锣，这些人便喊道：“我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今日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些人赤着脚，穿着短裤头，在冷冽的寒风中，浑身发抖。在游街途中，便倒下死了，江奇却令人将他们的尸首扔到乱葬岗子喂狗。

五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深，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了起来，江奇用“背火背篓”、“铁牛地”等酷刑折磨他，但他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

湘鄂边红军和苏区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被打断了一条腿，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十指被打断，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但他们都宁死不屈。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段德昌牺牲之时，年仅29岁，王炳南也只有41岁，陈协平31岁，正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之时，便含恨于九泉之下。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不听忠言，悔之已晚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是在第三次“肃反“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

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因反对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错误意见，要求夏曦停止“肃反”，也被诬指为改组派，遭到逮捕。后在红3军和中央分局向宣恩、鹤峰转移途中，江奇得到夏曦的同意，秘密派人将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3人，推下山涧摔死。可怜3位英雄，如此饮恨而亡。

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在逮捕、杀害了宋盘铭等3人后，夏曦、江奇等人又相继逮捕了一批所谓的“改组派”，有27团的团长杨云生、25团团长周大本、红3军政治部政务科科长谷万春等近70多人。夏曦对他们日夜突击审问，没两天，就处死了21人。又过了两天，又有28人死在了江奇审讯的棍棒之下。数天后，70多人都无端地死在了“莫须有”的罪名之中。

一位红军将领在被杀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夏曦竟然荒谬地回答：“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

红3军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头脑发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3个。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保卫总局局长江奇，在1933年第四次“肃反”时，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

江奇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

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江奇逮捕。江奇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贺龙利用自己的威望，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

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第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其实，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贺龙在会上主张恢复红3军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在印江、沿河、德江、西阳一带创建苏区，停止肃反，获得了关向应和卢冬生的支持，夏曦处在孤立地位，加上重用国民党特务江奇，大搞肃反运动，受到大家的指责，因而在会上态度消极悲观，一言不发。会议通过了贺龙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实现，挽救了红3军。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扩大化方面、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后呈报给中央的决议中，夏曦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第五次“肃反“计划被取消，持续两年多的错误的“肃反”终于停止。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率领红6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3军（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的编制）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了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夏曦承认“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但他又强调说：“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

夏曦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对夏曦的批评是对的，但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在1935年3月31日来电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5月，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贵州毕节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身亡，时年35岁。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此，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3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红3军的枪支也所剩不多，人均不到一支枪。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

对于夏曦的一生，贺龙评价说：“夏曦，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道：夏曦“两头好，中间错”；“到红6军团工作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牺牲时，他的表现都很好。就说中间错吧，是执行六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尤其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但在这段期间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枫香溪会师后建立了黔东特区也有他一份功劳。肃反问题，在中央批评了湘鄂西分局以后，他就改正了。”

平心而论，夏曦在苏区“肃反”，虽然有排斥异己，掌握湘鄂西苏区领导权的个人意图，但更多是出自于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迷信，认为杀的人越多，搞的越左，就越革命。加上夏曦本人多疑，便湘鄂西的“肃反”铸成了弥天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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