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龙用数十年追问的那个问题，并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

2026年10月17日，日本作家村上龙在家中去世，享年74岁。消息于10月23日由村上龙事务所与出版社幻冬舍公布，葬礼已经以家族葬的形式举行。这一年，恰好是他出道五十周年。村上龙是日本战后最具特色的小说家之一。他24岁便凭借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和芥川龙之介奖，这部作品在日本社会引起轰动，累计销量约350万册。此后，他又以《寄物柜婴儿》获野间文艺新人奖，以《在味噌汤里》获读卖文学奖，以《共生虫》获谷崎润一郎奖，并以《走出半岛》获得野间文艺奖和每日出版文化奖。

村上龙

他与村上春树曾并称为“双村上”。两人年龄相差约三岁，出道时间也相近：村上龙1976年以《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获第19届群像新人文学奖，村上春树则在1979年以《且听风吟》获第22届同一奖项。1981年，两人还出版了对谈集《Walk Don't Run》。不过，两人的文学世界有着明显的不同。村上春树的笔调往往冷静、轻盈，他的人物多半向内寻找自我；村上龙则更直接地描写欲望、暴力和身体，他的人物常常向外冲撞，以愤怒和破坏回应所处的世界。村上龙尤其关注繁荣表象之下隐藏的不安与孤独。

村上龙本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长崎县佐世保市，并在那里度过少年时代。佐世保是日本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美军基地所在地。美国的音乐、电影和生活方式，以及围绕美军基地展开的社会与政治争议，都对他产生了影响。1968年，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停靠佐世保，引发大规模抗议。1969年夏天，他与佐世保北高中的同学一起封锁了学校屋顶，因此受到无限期停学处分。1970年高中毕业后，他前往东京，后来在横田美军基地附近的福生市生活，1972年进入武藏野美术大学学习。由于本名“龙之助”与芥川龙之介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据说他觉得使用本名对这位文学前辈有些不敬，因此将笔名定为“村上龙”。1976年，他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和芥川奖，一举成名，此后从大学退学，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东京都福生市的美军基地周边为舞台，描写主人公龙和一群年轻男女的生活。主人公与作者同名，小说也融入了作者在福生生活的经历。他们终日沉溺于毒品、酒精、性和摇滚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混乱而脆弱。他们还与基地里的美国士兵一起狂欢，而这种狂欢背后，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小说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主线，而是由一连串对话、聚会、幻觉和日常场景组成。这些年轻人似乎不必为生活操心，却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强烈的感官刺激并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快乐，反而让他们陷入更深的空虚。

村上龙没有急于解释人物为何如此生活，也很少直接作出道德判断，而是通过大量具体而细致的感官描写，让读者进入人物的世界。身体、血液、虫子，以及周围不断变化的声音与颜色，构成了一幅幅炫目的画面。小说临近结尾时，主人公被幻觉中的巨大黑鸟吓得惊慌失措，打碎玻璃杯，拾起一块碎片刺进自己的手臂。黎明时分，他看见沾着自己鲜血的玻璃碎片在晨光中呈现出“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希望自己也能变成那块玻璃，把眼前的风景映照给别人看。这一幕或许暗示，即使在自我毁灭的边缘，他仍然愿意寻找一种新的看待世界、认识自己的方式。

1980年出版的《寄物柜婴儿》，将这种个人的迷惘与愤怒进一步放大。小说取材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接连发生的婴儿被遗弃在投币寄物柜中的事件。两个幸存下来的男婴阿菊和阿桥，在孤儿院里相识，后来一同被一对夫妇收养，在九州一座废矿岛上长大。高一那年，阿桥为寻找生母独自前往东京，辗转来到被封锁的污染区“药岛”，曾男扮女装从事性交易。后来，他凭借歌唱才能成为明星。曾经害怕上体育课的他，逐渐摆脱了单一评价标准的束缚，找回了自信。然而，音乐制作人却不断利用他的弃婴身世进行商业炒作。成名并没有让他真正摆脱过去的创伤，他后来逐渐精神失控，甚至用刀刺伤怀孕的妻子，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

擅长撑杆跳的阿菊则为寻找阿桥来到东京，结识了养着一条鳄鱼的模特阿莲莫莲。他始终无法摆脱被遗弃的创伤，开始寻找一种名为“曼陀罗”、能使人变得狂暴的神经药剂。后来，音乐制作人为了炒作，安排阿桥在电视节目中与“生母”相认，到场的女人却是阿菊的生母。阿菊在混乱中开枪击中了她，导致她身亡，因此入狱。他在狱中接受航海训练，趁出海实习时越狱，最终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的深海中找到了曼陀罗，与阿莲莫莲乘直升机返回东京，再骑着摩托车沿途释放药剂。

与《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相比，《寄物柜婴儿》的叙事规模更大。村上龙不再局限于几个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而是创造了一个充满欲望、暴力和商业利益的都市世界。小说的舞台从九州的废矿岛，延伸到东京被封锁的污染区“药岛”、娱乐圈和监狱，再到小笠原群岛附近的深海。两个男孩幼年时都出现了心理问题，孤儿院因此请来精神科医生。医生在催眠治疗中让他们聆听模拟母体内心跳声的录音，以平复他们内心的不安。小说结尾，东京陷入混乱，阿桥面对一名孕妇时，回想起儿时听到的心跳声，最终唱出了属于自己的歌，仿佛获得了新生。破坏与重生在同一时刻发生。村上龙借此追问：一个人如何从过去的创伤中解脱，又如何在冷漠的世界中重新找到生存的力量？

不过，村上龙笔下的青春并不总是如此阴暗。1987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69》，就展现了他幽默、轻快的一面，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怀旧的浪漫。小说以1969年的佐世保为背景，主人公矢崎剑介是一名高三学生，生活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和摇滚乐交织的时代氛围中。他和朋友们在校园里涂写标语、封锁学校屋顶，又筹办了一场融合电影、戏剧和摇滚乐的文化节。这些“反体制”行动背后，既有学生运动和反战思潮的影响，也有想引起心仪女孩注意的私心。小说尤其辛辣地嘲讽了老师们的专横、刻板和虚伪，也生动地呈现了学生们的荒唐、虚荣和快乐。他在后记中表示，对那些曾经伤害自己的老师，唯一的报复方式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而快乐地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战斗。

同样在1987年，村上龙还出版了长篇政治经济小说《爱与幻想的法西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的创作超越个人的生活经验，将目光转向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与制度。小说设定在世界经济陷入危机的背景下，以具有强烈个人魅力的猎人铃原冬二为中心。他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同伴创立政治团体“狩猎社”，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和组织动员谋取权力，并与暗中操控世界经济的跨国企业集团对抗。村上龙提出的问题是：当社会陷入混乱、既有制度失去公信力时，人们为何可能被强势领导者和激进的政治主张吸引？那些打着改变社会旗号的行动，又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陷入长期低迷，村上龙也继续尝试不同的题材。1992年出版的《伊维萨》以刚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真知子为主人公。她受一名男子之邀来到巴黎，却听从脑海中的声音，独自离开，辗转蒙特卡洛、摩洛哥和巴塞罗那，并在旅途中经历了与幽灵相遇、心灵感应等离奇事件。1994年的《五分钟后的世界》将舞台设定在一个与现实相差五分钟的平行世界。主人公意外进入其中，发现这里的日本在战后仍在继续抵抗：约26万名日本人在地下建立国家，与占领军展开长期游击战。这个地下日本贫困而严酷，人们以严格的纪律和强烈的集体意识维系着生存；现实中的日本则在战后的和平中走向富裕，日子安逸却目标模糊。两者形成鲜明对照。

与此同时，他也将目光投向当代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1996年的《Love & Pop》描写女高中生参与援助交际的经历，1997年的《Audition》则是一部关于中年男子寻找再婚对象的心理惊悚小说。同样发表于1997年的《在味噌汤里》，以一名二十岁的青年为叙述者。他靠带领外国男性游览歌舞伎町的性产业场所为生。年末的三个夜晚里，他察觉到美国游客弗兰克的言行十分诡异，后来更目睹了他残忍杀害多人的场面。弗兰克仿佛一面镜子，照出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的孤独与空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2000年的《共生虫》则以一名长期闭门不出的蛰居族青年为主人公。他一直坚信，小学时在祖父住院的病房里，曾有一条灰色的细长虫子从邻床老人的鼻中爬出，钻进了自己体内。后来，他在网络上接触到一个神秘团体。对方告诉他，那是一种掌管杀戮与物种灭绝的“共生虫”，体内寄居着这种虫子的人拥有杀人的权利。他逐渐走向暴力，先袭击父亲和哥哥，又将操纵他的几名网络组织成员杀害，最后消失在新宿的人群中。

同样在2000年，村上龙出版了《希望之国的出走》。小说以一名自由记者的视角展开。一名在巴基斯坦从事地雷清除工作的日本少年出现在电视中，称日本已是一个死去的国家。此后，全国大批中学生集体拒绝上学。他们通过互联网开展商业活动，积累起大量资金，并在日元遭受投机攻击时，利用信息策略巧妙操作外汇市场。小说中，一名中学生领袖通过视频连线在国会发言，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希望。”最终，约30万人陆续移居北海道，建立起拥有自己货币的自治社区。

2005年的《走出半岛》则虚构了这样一个情境：2011年，某特种部队以“反政府军”的名义突袭福冈，占领福冈巨蛋并扣押大批观众，随后增援部队进驻。日本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反而封锁福冈，几乎将其弃之不顾。最终，一群熟悉武器和爆炸物、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少年展开反击，炸毁了占领者盘踞的酒店。与早期作品中沉溺于感官刺激、以愤怒回应世界的年轻人相比，这两部小说更加关注年轻人如何发挥自身的能力，通过组织和行动改变现实。

2010年，村上龙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歌唱的鲸鱼》。小说设定在2122年的日本，贫富差距极端扩大，部分掌权者借助基因技术实现了长生不老，社会各阶层受到严格隔离，敬语也因为被认为妨碍沟通效率而遭到废除。2015年，他又出版了《老恐怖分子》。小说的叙述者，正是《希望之国的出走》中那位记者关口。一个老人打电话预告炸毁NHK，关口由此卷入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他发现，幕后是一群对日本现状深感失望、试图通过暴力改变社会的老人。在村上龙长期以青年为中心的写作中，这部作品构成了有趣的反转：发动激进反抗的不再是走投无路的少年，而是一群拥有财富和社会资源的老人。

村上龙的兴趣也不限于小说。他长期撰写散文和评论，话题涉及政治、经济、体育、美食、摇滚乐与他一度痴迷的古巴音乐。其中，1987年起陆续出版的《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系列，便展现了他直率而富有争议的个人观点。1999年，他创办了经济电子杂志JMM（Japan Mail Media），邀请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分析日本经济。2003年，他出版了面向青少年的职业指南《13岁的Hello Work》，通过介绍不同职业，鼓励年轻人思考自己的兴趣和未来。从2006年4月起，他与小池荣子共同主持东京电视台的经济访谈节目《寒武纪宫殿》。职业指南、经济电子杂志、经济访谈节目看似与他的小说相距甚远，实际上同样体现了他对日本社会变化，以及个人如何寻找生存出路的关心。

村上龙在电影领域同样活跃。1979年，他自编自导，将《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搬上银幕。此后，他又执导了《别担心，我的朋友》（1983）、《莱佛士酒店》（1989）、《黄玉》（1992）以及《京子》（1996）。他的小说也吸引了众多导演改编。庵野秀明以实验性的手法将《Love & Pop》拍成电影，李相日则在2004年将《69》改编为电影《69 sixty nine》。三池崇史根据《Audition》拍摄的《切肤之爱》影响尤为深远，在国际影坛受到广泛关注，成为日本心理恐怖电影的代表作之一。美国导演尼古拉斯·佩斯也曾将他的小说《Piercing》改编为同名电影。

回顾村上龙的创作生涯，可以发现，尽管他的作品不断变换题材，某些问题却始终存在：一个人在社会中究竟拥有多少自由？一个人如何面对社会的规则与束缚？当家庭、学校、企业或国家难以给予个人归属感时，人又应该如何生活？他笔下的年轻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凝视玻璃碎片的龙，到喊出“这个国家唯独没有希望”的中学生，再到拿起武器的边缘少年，他们从感受和承受现实的人，变成了试图改变现实的行动者。

他的小说常以鲜明的视觉意象、强烈的身体感受、突如其来的暴力和快速推进的情节吸引读者。他尤其善于描写人物在极端处境中的感官体验，让欲望、恐惧和愤怒仿佛触手可及，也让读者感受到人物从纸页间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他极具语言天赋，奇特而出人意料的比喻层层涌现，令人目不暇接。有些场景带有强烈的幻觉和梦境色彩，让现实与人物的内心世界交织在一起，流露出诗一般的美感。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吸收摇滚乐、电影、社会新闻乃至政治经济学的元素，尝试拓展小说能够表现的世界。

当然，一些作品中较为密集的暴力和性描写，有时可能让读者过于关注这些场景本身，而忽略作品希望探讨的社会问题。他早期作品对女性人物的处理同样值得反思。在《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中，女性常常沦为性欲与暴力的对象，她们自身的经历与想法则较少得到展开。他在《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等随笔中对男女关系的不少判断，带有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也涉及小说和散文之间的边界：同样的话出自小说人物之口，或许还可以成立，但由作者本人直接说出，可能就变味了。不过，一些读者眼中的不适、冒犯和偏激，在另一些读者看来，或许正是直率、犀利和幽默。另外，他的政治小说虽然想象力丰富，但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分析，有时也容易被激烈的情节和鲜明的个人判断所淹没。《爱与幻想的法西斯》和《五分钟后的世界》对强势领袖与集体纪律的描写充满临场感，但这也可能让读者难以分辨其中哪些是批判，哪些又带有欣赏。

村上龙的文学在日本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位置，因为他通过极具生命力的文字，将日本社会不愿正视的一面，直截了当地带进文学。他可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行动派作家。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后的空虚、都市生活中的孤独，还是国家与制度面临危机时暴露出的脆弱性，他都试图通过小说进行思考，寻找自己的解释。他也从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旁观者。从创办JMM到主持《寒武纪宫殿》，从为少年撰写《13岁的Hello Work》，到在2012年的《55岁开始的Hello Life》中描写试图重新开始生活的中老年人，他始终关心普通人如何在变化的社会中生存。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愤怒、迷惘，甚至做出荒谬的事情，但他们也始终在寻找摆脱现状的可能。从《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到《走出半岛》，村上龙用了数十年追问：当一个人无法适应他所生活的世界时，究竟应该如何继续活下去？他在出道五十周年之际离世，但这个问题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

柴思原（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