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雇主、总理接连暴毙——民国第一悬案，百年未破

这不是推理小说，是真实发生过的民国第一大案。一百多年了，凶手是谁，至今没有定论。

1882年4月5日，湖南桃源。

这个生在沅江河畔的年轻人，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号：渔父。

这个号背后藏着一条命。早年他在老家被清兵追捕，逃到江边，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眼看追兵越来越近，芦苇丛里忽然划出一条小船，一位打鱼的老汉救了他。

他记了这件事一辈子。

多年以后，这个“渔父”没能再等到一条船。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四十五分，上海沪宁火车站。

检票口灯光昏黄，送行的人还没散。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围在一个人身边，说说笑笑。

这人穿着西装，手里拎着皮包，正要踏上一列北上的火车——去北京，去组阁，去当民国的第一任政党内阁总理。

人群中闪出一个矮小的身影，蹿到他身后，连放手枪三响。第一枪由右腰骨深入腹部。他身子一晃，扑倒在地。事后查验，弹头涂有毒物，行刺者必欲置其于死地。

他被火速送往沪宁铁路医院，自知伤势难愈，先向陪护的于右任嘱托了三件后事：

一是将南京、北京、东京寄存的书籍全数捐赠南京图书馆；

二是家贫母老，恳请故人代为照料；

三是同志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放弃责任。

随后他口授黄兴，拟电报致袁世凯：

至死，他念的仍是宪法与民权。

两天后的凌晨，宋教仁死了。

这一年他三十一岁。再过十四天，就是他的生日。

那列火车，没能等到那一天。

而他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核心直接涉案者，大多活不过次年。

要说清这一枪的分量，得先说说宋教仁当时握着什么。

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中华民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国会选举，四万万人的国度里，第一次有人真正走进投票站。

结果出来，天下震动：参众两院共八百七十席，宋教仁主持经营的国民党一家拿下三百九十二席，占四成半还多。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的票数，还不到国民党的三分之二。

按欧洲议会制的惯例，多数党党首组阁。宋教仁进京当总理，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那几个月，他从长沙、武汉到安徽、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演说，人山人海，“大有倾倒一时之概”。

他骂政府官制腐败、财政紊乱、内政低效、外交不负责任，说旧政府已病入膏肓，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可谓糊涂不通已极”。

他不是光会骂。这个人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手里有一整套设计好的方案：责任内阁、议会政治、政党轮替。

武昌起义后，他主持起草《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后来的《临时约法》也以它为蓝本。

他讲得很直白：

翻译成大白话：总理干不好可以换，总统干不好你拿他没办法，除非掀桌子。所以他要把权力装进内阁的笼子里。

连一向跟同盟会、跟孙中山不对付的章太炎都服气，说“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

那是个什么局面？一边是手握北洋军权的大总统袁世凯，一边是手握国会多数票的宋教仁。一种两相互相制衡的新型政治架构，呼之欲出。

袁世凯试过收买他。送来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

宋教仁原票奉璧：

而帮他退还这张支票的人，是赵秉钧。

他还托赵从票中代为偿付了五千元的债务。若两人交情不深，断不会有此托付。

一年后，这个受托退钱的人，成了刺杀他的头号嫌疑人。

这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一段。

第一次。谭人凤警告他：有密报称会党头目应夔丞在京领有巨款，要他务必戒备。宋教仁笑称，那是“杯弓蛇影之事”。

第二次。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狂笑，说了一句话：

第三次。3月20日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与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答道：

同一天晚上，他倒在了检票口。

那年初春，他游杭州，登南高峰，写下生平最后一首诗：

弓还没拉开，人已经倒下了。

案子破得极快。租界巡捕房第二天就在湖北路一处妓院中抓到了江苏巡查总长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接着在应宅抓住了开枪的凶手武士英。

更关键的收获是——应宅搜出了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的密电本和多封电报。

线索清清楚楚：洪述祖（内务部秘书）→ 应桂馨（联络人）→ 武士英（枪手）。

洪述祖当初是怎么说动应桂馨的？许了两个东西：事成之后，奖现金五十万元，授二等功勋。

——同样是五十万。宋教仁退回来的那张，和买他性命的这张，数目一模一样。

然后，死神开始点名。

第一个：武士英，二十二岁，山西人，当过兵，退伍后在上海流浪失业。

关押期间，应桂馨家属曾携一瓶剧毒药水试图送入监牢给武士英，被巡捕当场截获。四月移送上海地方检察厅，武士英随即离奇暴毙。

他还没来得及在公开庭审上与应桂馨当面对质。而死无对证，正是某些人最需要的结果。

第二个：应桂馨。他在牢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居然还能抽大烟。后来趁乱越狱，逃到天津，又嚣张地北上活动。结果在京津之间的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死状极惨。

第三个：赵秉钧。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洪述祖的顶头上司。宋案爆发后他辞了总理，风头过后出任直隶都督。

1914年2月，在应桂馨死后不久，突然身亡。许多史书说他是被袁世凯毒死的，但至今找不到任何确凿证据——也许是病故，只是时间巧得让人发凉。

枪手、中间人、总理。三个最关键的活口，全部封死。

难怪黄兴在灵前写下那副著名的挽联：

一百多年了，还在吵。大体三派。

第一派：袁世凯指使。这是流传最广、也最符合直觉的说法。动机太充足——宋教仁一旦组阁，袁的权力就要被关进笼子。

而宋死后的最大受益者，只有袁世凯：国民党群龙无首，责任内阁胎死腹中，袁顺势摆脱议会制衡，一路走到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复辟称帝。

于右任在追悼会上当场直指：“诸君看‘毁宋酬勋位’五字便知，杀死宋钝初的，就是许诺给人勋位的人。”

有权力授二等功勋的，唯有临时大总统。

第二派：赵秉钧擅自行动。宋教仁进京组阁，第一个要下台的就是总理赵秉钧。

——“转呈”给谁？只能是洪的上司赵秉钧。唐德刚的判断是：“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其相位，而趁机除一切劲敌。”

第三派：陈其美主谋。这是最颠覆的一说。武士英被关押的地方，是陈其美班底组成的沪军六十一团军营，外人想进去灭口几无可能，可武士英偏偏就死在里面；

“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原始档案被陈其美的部下毁掉；而陈其美与应桂馨关系极深。

持此说者认为，宋教仁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反而成了党内激进派发动“二次革命”的祭品。

此说争议极大，主流学界多不采信，多认为系袁世凯一方为转移视线罗织构陷而成。

这些年来，风向其实悄悄变了。

尚小明教授在《宋案重审》里，用了约九成前人未用的原始档案——北大藏袁世凯密档、应桂馨家搜获的函电密码本等，得出的结论审慎得多：

洪述祖是刺宋的直接策划者，袁世凯没有主谋刺宋，且从当时政情看，袁也没有刺杀宋教仁的必要。

就连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留下一句评语：

注意这个“毁”字。洪述祖后来在法庭上辩称，他说的“毁”是“毁其名”——败坏名誉，不是肉体消灭。

换句话说，这很可能是一场“下面的人揣摩上意、擅自加码”的恶性事故。上有好焉，下必甚焉。

领导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底下人就抢着替领导出力——最后谁都说不清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2019年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已不再直接写“袁世凯暗中指使”，而是改成：

教材的措辞，往往是一个时代史学共识的温度计。

案发后，洪述祖以最快速度逃进了青岛德租界。这一躲，就是四年。

1917年，他为了向德国人索要欠款，化名“张皎安”潜回上海。德国人不认账，他一纸诉状把对方告到了法租界巡捕房。

他出门的时候，迎面撞上两个人：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和宋教仁的秘书刘白。

六年。儿子亲手把杀父仇人扭送进了巡捕房。

1918年，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宋振吕认为量刑过轻，提出控告。1919年3月27日，大理寺终审改判死刑。

1919年4月，这是民国初年首次正式使用绞刑机执行死刑。行刑时因洪述祖身体太重、筋骨衰弱，竟然身首异处。

临刑前他仍嘶喊：“杀宋教仁，我是执行袁总统的命令，何罪之有！”

宋教仁死后的第六年，那个直接策划者死了。

可策划之上的那一层——究竟是谁的意思，永远无从查证。

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洪述祖。四个名字，四具尸体，加上宋教仁，一共五条命。

宋教仁死后，上海举行追悼大会，来致哀的有两万多人，挽联挂满了会场四周。

孙中山给他的挽联是：“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一百多年过去了。良史来了不少，真相还是没等到。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一枪真正打断的，不是宋教仁的命，是另外一种可能。

近代中国此后的路，是一条“较力”的路，不是“较理”的路。

宋教仁相信可以用选票、用议会、用法律、用公开演说来夺取权力——他几乎成功了，他只差一张从上海到北京的车票。

可枪声响过之后，所有人重新得出了那个结论：还是枪杆子管用。

于是有了“二次革命”，有了军阀混战，有了此后几十年里此起彼伏的暴力与复仇。

诚如学者唐启华所言，宋教仁的死，“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

他掀起了二十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桃源江边，那个划船救他的老渔翁，大概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会走那么远，也没想到他会停得那么早。

他号渔父。他一辈子想做的，不过是摆渡——把这片古老的土地，渡到一个可以讲道理的地方去。

可他自己在半路上，被人一枪打落水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潮水还在涌。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