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0日,朝鲜松骨峰,38军112师335团团长范天恩在炮火间隙拿起电话,向军部报告:“军长,部队伤亡很大,阵地快守不住了,请求支援。”电话那头,梁兴初沉默了片刻。这个以敢打硬仗闻名的团长,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答案并不在一句话里,而在松骨峰已经惨烈到什么程度。
范天恩是山东胶东人,早年参加抗日武装,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长期的游击战经历,使他熟悉夜袭、穿插和近距离突击,也养成了一个鲜明特点:遇到硬仗,自己总是靠前。
他带兵并不靠空话。训练场上,谁动作慢,谁就加练;临战之际,他常常亲自查看地形,把兵力、火力和退路一项项摆在地图上。部下私下称他“范大胆”,不是因为他不懂危险,而是因为他总能在危险最重的地方出现。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次战役期间,范天恩率335团参加飞虎山作战。飞虎山位于交通要地,既能牵制敌军推进,也能掩护主力展开。335团受命后迅速赶到,部队连夜占领阵地,随即迎来持续攻击。
山上缺少完整工事,官兵只能用铁锹、刺刀甚至双手刨土。夜里气温很低,冻土硬得像石头。有人建议放慢速度,范天恩却说:“天亮以后,敌机就会来,工事修不好,弟兄们就要用身体挡炮弹。”
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很实在。
接下来的战斗中,敌军依靠炮火、飞机和装甲力量反复冲击。335团在阵地上坚守多日,伤亡不断增加,仍然没有撤下飞虎山。范天恩还曾带部队实施反冲击,把已经逼近阵地的敌军压了回去。
梁兴初得知战况后,对这个团长留下了深刻印象。飞虎山一战,范天恩的名声传开,335团也被视为38军中敢啃硬骨头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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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松骨峰的任务,比飞虎山更加凶险。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38军奉命向敌军侧后穿插。松骨峰控制着通往南方的重要道路,是敌军撤退和增援的关键位置。谁占住这里,谁就可能改变整个战场的走向。
1950年11月30日,335团奉命抢占松骨峰。部队长途行军后赶到山地,留给他们的时间极少,阵地上没有像样的防御工事。范天恩立即调整部署,将主要兵力放在敌军可能突击的方向,其他部队分置两翼,准备交替掩护。
敌军很快发起进攻。炮弹连续落下,山石、树木和土层被反复掀起,许多掩体刚挖好就被炸毁。飞机压低高度投弹,坦克则在步兵掩护下向山坡推进。
335团官兵只能依托残存地形抵抗。阵地被打散了,就重新组织;电话线断了,就派通信员冒着炮火传令;连排干部伤亡后,战士便接过指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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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遭到猛烈攻击后损失严重,三营随后投入战斗。范天恩不断向上级报告情况,争取增援。可是,军部掌握的兵力同样有限,其他部队也在激战,能够调动的力量并不充裕。
当他第三次拿起电话时,语气明显低沉下来:“军长,335团顶不住了。”
梁兴初听到这句话,心里一紧。不是因为范天恩怕死,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部队已经到了极限时,这个“范大胆”才会承认顶不住。
他盯着地图,很快作出决定,命令能够抽调的部队立即支援松骨峰。命令传下去时,支援部队本身也已伤亡不轻,能带上山的兵力并不多,火炮和弹药更是十分紧张。
“告诉他们,能打多少就打多少。”梁兴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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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部队赶到时,松骨峰的阵地已经面目全非。许多工事被夷平,山坡上遍布弹坑,残存官兵分散在石堆和弹坑之间。范天恩负伤后仍留在阵地附近,见到援兵,只指了指前方的红旗:“旗子还在,阵地就还在。”
松骨峰战斗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团守住了一座山。它牵制了敌军主力,为38军完成穿插和包围争取了时间。335团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许多连队几乎打空,幸存者也大多带伤。
战后,范天恩离开了前线,转入后方从事训练工作。有人问起松骨峰,他很少谈自己的功劳,只说:“阵地守住了,可牺牲的人太多。”
这句话,或许比“范大胆”这个称呼更接近他的内心。所谓求救,并不是胆怯,而是一个指挥员在兵力、火力和伤亡都逼近极限时,对战场事实作出的判断。梁兴初明白这一点,所以那通电话传来时,他想到的不是范天恩会不会退,而是335团还能撑多久。
1950年12月,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表现受到高度肯定,彭德怀亲自致电嘉奖,称其为“万岁军”。而松骨峰上的335团,正是这场硬仗中付出重大牺牲的部队之一。魏巍后来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松骨峰战斗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现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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