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24日，南京华得电料行门前，两辆军用吉普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一名穿着得体的女子走下车来，几名解放军战士随即跟在她身后。街坊们探头张望，直到听见有人称她为“陈书记”，才意识到，这位平日里常与大家打麻将、聊家常的张太太，竟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消息传开后，邻居们一时难以接受。她平常出门并不张扬，生活看起来也颇为安逸，谁能想到，南京城内许多地下党员的联络、情报和掩护工作，正由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商人安排。
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她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袁玉英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陈家，自谋生活。家境并不宽裕，母亲却坚持让姐妹读书。袁玉英很清楚，女儿若想真正立足，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婚姻和家族上，必须拥有自己的见识与本领。
1921年，14岁的陈修良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那是一个新思想迅速传播的年代，学生们开始讨论国家命运和妇女解放。1925年，她发表《救世刍议》，因观点鲜明被学校以“赤化分子”为由开除，随后转入杭州女中，并进入上海国民大学求学。
求学经历使她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让她逐渐走进革命队伍。她没有选择安稳的教书生涯，而是在一次次组织考验中表现出敏锐、沉着和较强的判断力。对地下工作者而言，这些能力往往比口号更重要。
抗战胜利后，南京成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城内戒备森严。1946年，陈修良受命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当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已有多名同志被捕牺牲。她接手的不是一份普通工作，而是一张随时可能暴露的关系网。
刚到南京时，她借住在同志家中，并以乡下亲戚的身份活动。为了避免固定住所引起注意，她不断调整落脚地点。到了1947年，上海局设立华得电料行作为掩护，她便以“张太太”的身份经营店铺，穿着讲究，待人随和，还经常与邻居打麻将。
这层身份看似松散，实际十分有效。麻将桌旁的闲谈，店铺里的往来，都是了解社会关系和传递消息的机会。她既不显得过分热心，也不故意摆出精明干练的模样。邻居只把她当成一位生活宽裕的商人妻子，敌特人员更难从她身上发现异常。
陈修良处理地下工作，有一个突出特点：不轻易因危险而改变计划。一次，地下党员方休的妻弟前来借住，而此人恰是国民党军统系统人员。方休担心身份暴露，提出搬家。陈修良却判断，仓促搬走反而会引起怀疑，不如维持原状，同时设法观察对方动向。
“现在搬出去，反而容易留下痕迹。”她对方休说，“先稳住，再看有没有可利用的机会。”
后来，妻弟外出时把装有军事密码材料的手提包留在家中。方休立即报告，陈修良迅速安排人员进行抄录。时间只有半天，材料必须原样放回，行动不能留下痕迹。几名同志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将重要情报秘密送出南京。这类工作没有枪声，却同样关乎战场上的判断。
陈修良并不只负责情报收集，还重视争取和团结各方面力量。随着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退守南京，城防部署、部队番号、兵力配置和长江防线情况，都成为地下党必须掌握的内容。她通过可靠关系获取资料，并组织同志将信息传递出去，为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参考。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城内地下组织此前进行的宣传、联络和策反工作，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陈修良没有站在城门口迎接部队，而是继续处理接管前后的联络事务，核对人员，保护同志，防止混乱发生。
直到身份不再需要隐藏，邻居们才知道那个爱打麻将的“张太太”究竟是谁。她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外表有多么传奇，而在于多年身处险境，始终把谨慎放在行动之前，把组织安全放在个人安危之前。那辆护送她回家的吉普车，送回的不是一位普通商妇，而是一名长期隐身于南京市民之间的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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