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闹饥荒，为啥百姓去吃草根、啃树皮，却放着河里的鱼虾不抓？

明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陕西安塞县籍官员马懋才奉命回乡查看灾情，回京后写下一道《备陈大饥疏》，这份奏疏后来被计六奇收进了《明季北略》第五卷。

按他的记载，延安府一带从前一年起就基本没下过雨，到了八九月间，百姓纷纷上山采蓬草的籽来吃，这东西又苦又涩，也只能勉强撑一阵。

到了十月，蓬草被采光了，人们就开始剥树皮，各种树皮里只有榆树皮还算能咽下去，可到了年底，榆树皮也剥完了。

接下来，百姓只能去挖山里一种叫“青叶”的石头，奏疏里写这种石头“味腥而腻，少食辄饱”，可吃下去没几天，人就“腹胀下坠而死”。

马懋才还在奏疏里交代，自己在多地做过官，也见过战场上的场面，却从没见过像家乡这样惨的灾情。

读到这里，不少人会冒出一个疑问，连石头都有人吃，河里的鱼虾怎么就没人去抓？

这个问题，乍一听有点像《晋书·惠帝纪》里晋惠帝那句“何不食肉糜”，天下闹饥荒，他却问百姓为什么不喝肉粥。

当然，今天的人这么问，多半是把河里的鱼虾想得太现成了，真要把当时的条件一样一样摆出来，就会发现这条路其实走不通。

旱年河床见底，涝年疫病随行

翻看历代灾荒记录就能发现，饿死人最多的那几次大饥荒，几乎都离不开一个“旱”字，马懋才笔下的陕北是这样，两百多年后的“丁戊奇荒”也是这样。

丁戊奇荒发生在清光绪年间，大致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因为灾情最重的1877年和1878年分别是农历丁丑年和戊寅年，后人就这么叫开了。

这场灾荒以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地为中心，几年里雨水稀少，后来又闹起蝗灾，学界通常估计因饥饿和疫病死亡的人数在一千万左右。

光绪二年起出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奏报里用了“赤地千有余里”来形容灾区，连着几年这样旱下去，地里的庄稼保不住，沟渠池塘里的水也一样保不住。

到了1928年至1930年，西北、华北又遭遇一场大饥荒，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夏明方、康沛竹在《中国减灾》2007年第11期刊文提到，1928年关中从3月到8月几乎没落过一寸雨。

那一年渭河干涸，河床直接露了出来，要知道渭河可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它都能干到见底，周边那些小河小塘的情况可想而知。

河里都没水了，鱼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不是百姓守着一河鱼虾不去抓，而是到了那个份上，河里压根就没东西可抓。

有人可能会接着问，那要是赶上水灾呢，水多了，鱼总该有吧？

道理上没错，可洪水来时水流又急又浑，人靠近河边都有被卷走的危险，等洪水退下去，跟着来的往往就是疫病。

史书里“大饥，继以大疫”一类的记载反反复复出现，大水退后，水里泡着各种杂物和动物尸体，从这样的水里捞东西吃，本身就容易染病。

对那些已经饿得浑身没力气的灾民来讲，冒着这种风险下水，能抓到的东西却未必有多少，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农户不谙网罟，鱼虾难饱饥民

退一步讲，就算河里还有水、也还有鱼，问题照样不少。

古代北方受灾最重的，往往是黄河、渭河流域的平原和黄土高原，这里的百姓祖祖辈辈靠种地过日子，打鱼并不是他们的本行。

捕鱼其实是门手艺活，鱼在什么季节聚在哪段水里，网该在哪里下，笼该怎么摆，都要靠长年累月去摸索，一个只会种庄稼的农民临时跑到河边，未必能有多大收获。

工具也是个现实问题，一张像样的渔网得用麻线一点点编出来，下深水还得有船，这些东西对普通农户来讲都不便宜，到了灾年，家里值点钱的东西早就拿去换粮食了。

还有一层，古代的河湖水面并不是谁想下去就能下去的。

明朝在各地设有河泊所，专门管理湖泊和河段，登记在册的渔户要按规定向官府缴纳鱼课，不少水面要么归官府管，要么被地方豪强占着，普通农民能自由下网的地方本就有限。

接下来还得算一笔账，就是鱼虾到底能不能让人吃饱。

一个成年人每天要维持起码的体力，需要的热量并不少，鱼虾蛋白质不低，热量却远不如粮食，一斤鱼去掉刺、鳞和内脏，能入口的部分并不多。

这么一算，一个人要靠鱼虾撑下去，每天得抓好几斤才行，一个村子几百口人，一个县几万口人，附近那几条河根本供不上。

更何况灾荒一来，饿肚子的不是三五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大伙一起奔向同一段河，用不了多久，能抓的东西也就被抓光了。

这一点在史书里其实能找到印证。

唐宪宗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前后，嵩山一带聚集着一批被称作“山棚”的人，《资治通鉴》里有过记载，他们不少是从外地流落过来的，平日靠在山里打猎过活。

可见在人口不多、山林河湖资源丰富的地方，靠捕猎打鱼确实能让一部分人活下来，可这条路只养得活少数人，一旦灾荒波及几个省、灾民动辄上百万，就完全行不通了。

野菜随手可采，仓储方为长策

和鱼虾比起来，野菜、草根、树皮虽然难以下咽，却长在田边、路旁和山坡上，到处都能找到，不用什么工具，老人孩子也能动手去挖。

古人对这一点很早就有认识，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橚专门编了一部《救荒本草》，收录了四百多种灾年可以充饥的野生植物，每种都配了图，还写明哪个部位能吃、该怎么处理。

这部书在明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刊刻，后来徐光启编《农政全书》，又把它整部收了进去，在当时人看来，认识野菜、靠野菜度荒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

另外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鱼虾抓上来得煮熟才能吃，煮熟就得烧柴，可到了大旱年份，地里的草早被拔去吃了，树皮也被剥光了，能烧的东西同样紧缺。

盐也是个难题，古代盐长期由官府专营，价钱一直不低，灾年粮价飞涨，盐价跟着往上走，很多灾民连盐都吃不上。

要是生吃鱼虾，又容易沾上寄生虫，对已经饿到身体虚弱的人来说，吃下去之后能不能扛住都很难讲。

把这些情况放到一起，答案也就清楚了。

大饥荒多由大旱引发，河流干涸，鱼虾本来就少，碰上洪水又有危险和疫病，平原上的农民缺少捕鱼的手艺和家什，不少水面还归官府和豪强管着。

就算真能抓到一些，鱼虾提供的那点热量也填不满成千上万张嘴，煮熟还得要柴要盐，在这样的处境下，随处可见的野菜、草根、树皮，反倒成了灾民最现实的选择。

所以，古代百姓吃草根、啃树皮，却没有大规模去抓河里的鱼虾，并不是他们想不到，而是灾荒当中的种种客观条件，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历朝历代真正用来对付饥荒的办法，始终是储备粮食，从西汉设立常平仓，到隋朝推行义仓，再到清朝各地兴办社仓，都是丰年存粮、灾年放粮。

到了今天，粮食安全依然被摆在头等位置，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这部法律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马懋才在1629年写进奏疏里的那些情景，如今只留在了史书的纸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