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自来水和食盐由外资控制，等于是把14亿中国人"生死"交给外资

拧开水龙头，接一壶水；炒菜时，撒一勺盐。这是每个家庭每天都在做的事。

可网上有一种假设：如果自来水和食盐都由外资控制，就等于把14亿中国人的“生死”交给了外资。这话到底有几分真？

答案要从一壶水、一勺盐的来路说起。

北京现在的末端供水点已有1000万之多，日供水能力达到708万立方米。

也就是说，北京所有的水龙头一天就能填满半个西湖。而100年前，北京城内的第一个自来水系统仅能向城内420处公共取水点供水，日供水量仅13613立方米。

在没有自来水之前，百姓用水多为井水。受当时原始落后的钻井技术限制，井水多来自地下水上层，硝酸盐、镁盐等含量极高，水味苦且颜色混浊，只有一小部分是清澈甘甜的甜水井。

甜水因为稀少，所以价格极高，百姓们索性就甜苦参半，造出第三味水，当时称“二性子水”。但即使甜苦参半，水依然不够用。

清朝末年，北京京籍人口已达80万之多。而依据《京师坊巷志稿》中的数据，清末北京城内城外总共也只有1228口水井。

这样算下来，一口水井至少给652人供水，足见用水压力。不过，第一座自来水厂并不源于如此紧张的用水压力。

清末北京大型火灾频发，虽说有一个叫做激桶处的部门专门来灭火，但效率奇低，得一桶一桶从远处搬水再回来扑火。所以要说水厂能灭火，慈禧是举双手支持的。

不过，支持但没钱。大臣们也有自己的招：官督商办，直接把事情交给商人。

商人一合计，既然钱是我出的，那卖点水给百姓不过分，索性就按照供水的模式给办了。可见，从一开始，修水厂缺钱、请外部资本出力，就是中国城市供水绕不开的问题。

光绪34年，以北京城东的孙河为源，北京的第一座自来水厂——京师自来水公司成立。与之同起的是负责沉淀净化的孙河水厂和负责漂白消杀的东直门水厂，东直门水厂内还建有北京的第一座水塔——东直门水塔。

当时的管网设计全长20万米，共设420多个水龙头。按照规划，居民取水需购买水筹，凭票到水站取水，再挑回家中的水缸里。

这就构成了从水源到处理，再到供应的完整供水结构，同时也解决了大约16万人的生活用水问题。但城中至少有80万人。

只靠多建水厂、多铺管线其实并不行，因为北京无水可用。从清末到建国之初接近50年的时间里，北京也仅有这一座自来水厂，而同时期水源相对富裕的上海已经有5座之多。

其实不只是北京，北方城市大多都存在缺水问题。南水北调工程早在1952年就提出了，但因为缺少地质考察和水文资料，加上建国时的工业基础薄弱，这项工程直到2002年才开始动工。

50年代的中国向苏联借来了向下借水的能力，陆续建成第一座高浊度水处理工程兰州西固第一水厂、地下水源工程北京水源三厂，以及洛阳、包头的大型渗渠工程等众多内陆水利项目。大部分城市的水源问题在地下水开采后得到缓解。

一时间，各大城市争相建水厂、修水塔、铺管线，一拧就来的自来水成为那时候的幸福标志。随着人民大会堂、华侨大厦、民族饭店等高层建筑陆续拔地而起，城市水塔的热潮也渐渐淹没在这一座座高楼中。

高层的自加压一度产生负压，吸走本应属于其他供水点的水压。因此，1994年国务院令发布的《城市供水条例》，严格禁止将生活用水泵直接连接在市政管网上。

现在最常用的是二次供水模式，通过公共管网的压力流进蓄水池，再二次加压上楼。虽然1997年实现了668个城市的供水，但代价也是巨大的。

由于过度依赖地下水，地里出现众多漏斗状空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地面沉降。北京平原区沉降量超过5厘米的区域面积已经达到4300多平方公里，约占北京总面积的68%，最大沉降量已达722毫米之多。

上海则更加夸张，从1921年到1965年，地面累计沉降高达1.98米。1996年，西安因沉降造成的大雁塔倾斜度达到了惊人的1010.5毫米。

作为应急方案的地下水源，似乎到了所能承载的极限。水源吃紧之外，钱也是难题。

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大约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南多北少、夏多冬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城市扩张极快，不少城市一到夏天就要限时供水。

修水厂、铺管网处处要钱，很多地方财政拿不出这笔巨款，引进外资成了现实的出路。最早进来的是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九十年代，外资开始以“建设—运营—移交”的方式参与水厂建设。

真正让人警觉的是后来的高价收购：2002年，法国威立雅拿出20多亿元，买下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的股权，价格是净资产的两倍多；几年后又收购兰州供水集团45%的股权。

2014年4月10日，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检测发现出厂水苯含量超出国家标准十多倍，全城居民涌进超市抢购矿泉水。后来查明，污染源头是附近一家石化企业的管道多年泄漏，投毒之类的猜测并不存在。

但从发现异常到通报公众有时间差，老化隐患多年没人彻底排查。谁来经营固然重要，谁来监管更重要。

而真正把水源握在自己手里，靠的是几代人的工程。1960年，为解林州常年干旱之苦，近10万人拎起锤头，用10年时间，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人工凿通211个隧洞，修成红旗渠。

1969年，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让黄河水逆向扬水713米，为腾格里沙漠送去4.75亿立方米水，成功验证自低向高输水的可行性。2002年，世界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南水北调正式启动，三条调水线路贯通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河流。

中线提汉江之水于丹江口水库，自流北上，跨越600多条河流；东线自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下游之水，十三级泵站让江水逆流北上。2014年，河南大旱，南水北调干渠向白龟山水库紧急调水5011万立方米。

2017年，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补水超100亿立方米，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区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南水北调累计为北方送去720亿立方米水源，沿线七省市超1.76亿人从中受益。

截至202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前，我国自来水农村普及率已高达90%，全国供水管网已达110.30万公里，是1997年的5倍之多，是建国时的近百倍。供水格局也早已不同于十几年前。

如今行业主力是各地国有水务集团，以及北控水务、首创环保、粤海水务等国有背景企业，外资更多集中在污水处理、技术服务等环节，整体占比有限。法规也在补位。

2015年出台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明确，期满或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可收回经营权；2021年1月，《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生效；2023年4月1日起，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实施，水质指标调整为97项。再看盐。

从春秋时期管仲“官山海”开始，盐就和国家财政绑在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全面推行食盐加碘，大脖子病如今已很少见。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的抢盐潮、2023年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后的囤盐现象，都说明盐罐子不能空。2017年起，盐业改革放开了价格和流通，但食盐专营制度没有取消。

生产须是定点企业，批发须取得许可，主力仍是中国盐业集团和各地国有盐业公司，政府还建立了食盐储备制度。外资想在盐上“卡脖子”，制度门槛摆在那里。

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谁的钱”，而在“谁在管”。经营权能收回、价格有人管、出了事有人担责，这几条底线守住了，外资也只能老老实实做生意。

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们生在一个拧开就有水的时代，也终于活成100年前我们所羡慕的模样。这100年里，我们构筑起一座座高塔，穿越无数山河，用一个个日夜在中国地图上画出属于我们的中国水网。

明天早上，照样拧开水龙头，照样往锅里撒一勺盐。这份踏实，靠的是越来越完善的规矩，和守在规矩背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