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为何反复修改才定稿？

人民大会堂为什么看起来一点不落后？一个关键原因，来自这个项目的工程总负责人——周恩来总理。

时间回到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并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前投入使用。

人民大会堂并不是由一个设计单位从头到尾独立完成的。1958年9月，随着改建天安门广场和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工程的号召，全国各地的建筑工作人员参加到设计中来。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地的设计人员、艺术家，以及音响、灯光、电信等专业人员，还有工人、学生、教授，都参与了方案讨论，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等人都有参与。

短短一个多月，各方面一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方案。按照人民大会堂方案最初概念的主要创作者之一赵冬日的记述，这些方案可以大致归纳为六种总平面布置、四种平面布局、六种会场形式和五种立面形式。

所以最初的问题并不是“怎样把人民大会堂设计出来”，而是先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再从这些答案中逐步选择。

专家们虽然在解放前后做过不少工程设计工作，但从未设计过如此规模宏伟和高质量的建筑物，三稿所提出的方案仍属老一套者居多。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指示发动群众的范围可以再广一些，可让青年人也参加到方案设计中来。

最早的总体布置中，人民大会堂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东侧安排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北面是天安门，南面是正阳门。大会堂作为广场西侧的建筑，需要同时处理自身使用和整个广场的关系。设计资料中提出，建筑要满足会堂本身的使用要求，同时形成开朗、雄伟的气氛，人在视野范围内能够看到广场建筑的全貌，又不能因为建筑尺度过大而影响广场的视线。

人民大会堂自己的平面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最初的设计以大会礼堂和宴会厅两个部分作为主要组成部分，正门朝东，礼堂位于南面，宴会厅临长安街。这个方案后来经过领导和群众评比，被认为主体思想表现得不够明确，礼堂和宴会厅主次不分，而且作为天安门广场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满足广场整体的尺度要求。

第二个方案增加了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形成大会礼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个部分，并把大会礼堂作为主体。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宴会厅只能举行大宴会，中、小型宴会的空间不足，客厅也不够；常委会办公楼缺少宴会厅、会议厅和部分办公用房；东西方向的面宽也不能满足长安街街景的要求。

第三个方案仍然由大会礼堂、国宴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个部分组成，但在宴会厅东西两翼增加了六个大房间，其中两间作为厨房，两间作为中小宴会厅，还有两间作为客厅兼中小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东西两翼也增加了宴会厅、会议厅和部分办公厅。这样经过不断取长补短，三个部分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又可以共同使用的整体。

大会堂的正门因此面向天安门广场。进入门廊以后，经过东大门、风门厅和服务过厅，进入中央大厅；中央大厅周围设置双层休息廊，再向西就是全国人民大会会场。会场除了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作为群众集会和歌舞庆祝的场所。西面主席台可以容纳300至500人的主席团。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会场本身：一万人到底应该怎么坐？

设计过程中，圆形、方形、扇形等方案都被拿出来比较。一个没有楼层的圆形会场虽然开阔，但如果容纳一万人，距离会非常远；扇形方案则不同，如果设置楼座，水平距离60米左右就可以容纳一万人。设计人员把“看”和“听”作为万人会场的重要条件进行比较，最后采用了有楼层的扇形方案。

圆形方案的问题还在于主席台。如果台口做大，会场能够容纳的人数就会减少，同时距离也会增加；如果台口做小，虽然可以增加座位，却无法满足300至500人的主席团需要，而且声音处理也比较困难。

方形方案对于纯议会式的会场布置比较有利，因为主席台可以不设台口，主席台、会场以及领导和群众可以形成一个整体。但如果主席台没有台口，就不能作为舞台使用。

扇形方案则可以设置二层楼座，容纳一万人，最远水平距离约60米，同时主席台设置台口，可以满足多种用途。最后，又根据领导的意见，把会场的天棚处理成“水天一色”，让会场和主席台在视觉上连成一气。

人民大会堂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当时同样有不同意见。是采用资本主义近代建筑形式，还是把中国古建筑形式加以改良形成“民族形式”，或者创造一种中国建筑的社会主义新形式？最后周恩来总理定调，“不分古今中外兼包并蓄，一切精华尽归我用”。

因此，传统建筑中的一些做法被保留下来，但并不是直接照搬。设计资料中提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必须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古建筑发生联系，同时又要有所超越。比如屋檐，如果完全按照古建筑的比例放大到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尺度，结构上会显得累赘，所以设计人员对出檐比例进行了调整。柱廊也不是简单模仿某一种古建筑，而是从中外建筑中都存在的廊柱形式出发重新处理。

而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并不是最后才出现、只负责“拍板”的人，有很多细节的故事。

1958年10月14日晚上，三个设计方案送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三个方案分别由清华大学建筑系刘小石负责、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张镈负责，以及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赵冬日、沈琪负责。周总理大约晚上10点开始审查方案，听取三个方案的介绍，然后反复比较三个方案，并不断提出问题。

他先问万里北京市委的意见。听取意见之后，又仔细检查规划局的方案，从不同角度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进行比较，同时征求在场人员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规划局的方案。规划局方案当时还有两个台基高度，一个5米，一个9米。周恩来总理最后选择了5米的方案。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左右。

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建筑并没有因此停止修改。

1959年1月，关于人民大会堂建筑形式的意见仍然很多。1月6日，齐燕铭听取了北京市建筑学会邀请的各方面专家意见；上海也有六位教授联名提出了不同意见。1月18日，周恩来在齐燕铭、万里、赵鹏飞等人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工地视察。这一次，他看的东西非常具体。

他询问了宴会厅廊柱的粗细、高度和间距，询问主席台到最后一个座位之间的距离，还提出大会堂台前的乐池在不用的时候应该能够盖起来。之后他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从那里观察整个天安门广场以及大会堂的关系。两天以后，1月20日，周恩来又同彭真在北京市交际处召开会议，继续听取专家意见，讨论建筑形式、立面颜色、音响、照明、面积分配等问题。

到了2月初，他又一次进入了非常具体的建筑讨论。为了研究万人大礼堂的内部空间，设计人员特意在故宫午门前制作了一个1∶10的大模型。实际大礼堂从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是33米，因此模型内部也有3米多高，人可以直接走进去。

周恩来去看这个模型时，首先问各方面有哪些不同意见。当时建筑师们对于33米的净空高度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太高，人在里面会显得很渺小；但如果把后面的两层挑台压低，又可能让人感到压抑。听完汇报后，周恩来提出，墙面和顶棚相交的地方不要做折角，可以尝试做成“水天一色”，看看效果。

回到交际处以后，他又听取吴晗关于建筑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并提出了十点意见。其中包括可以把全国主要建筑师请来看模型，也可以邀请港澳建筑师；要求重新计算结构，在规定时间内形成材料；正立面要庄严、朴素、明朗，檐头以绿色为主；大礼堂要做“水天一色”，不要折角，天花板和墙面使用鸭蛋青颜色；廊子要能上能下、能够走通；宴会厅灯光要处理好，供应人员要少而科学化；各会议厅、休息室不要雷同，要做出不同处理；休息大厅要有坐的地方；车道和柱头要做模型研究；屋顶也要继续处理。

这已经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指导建筑设计”了，而是具体到了廊子怎么走、柱头要不要做模型、墙顶交界处怎么处理、会议室之间是否应该雷同这样的尺度。

甚至建筑施工开始以后，周恩来还在持续关注结构问题。万人礼堂是人民大会堂的主体，仅附加建筑结构空间在内，总体积达到181000立方米。礼堂顶部采用12榀钢骨架，每榀跨度60.9米、高7米、重55吨；二层挑台外挑29米，三层挑台外挑22米，钢结构总重量达到2625吨。

这些结构没有国内外现成的同类经验可以直接照搬。施工过程中，钢梁的制作和吊装因此成为工程重点。3月5日，工程人员专门到沈阳桥梁厂检查钢材质量和加工情况，并从富拉尔基、包头、太原、酒泉等地调集有经验的吊装工人和技术人员。最后，12榀60.9米跨度的屋顶钢梁采用两台30TL952履带式起重机和人字把杆进行抬吊。

建筑完成以后，也还要实际检验。虽然人民大会堂已经经过检查验收，但工程人员对于结构、采光、音响，以及一万人同时进入大礼堂时的人流组织和附属设备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仍然没有完全放心。因此决定在正式竣工前组织一万人到大礼堂观看演出，作为一次全面试验。

1959年9月10日晚上，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和大礼堂坐满了一万多名建设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演出之前进行了工程总结，随后由梅兰芳演出了《贵妃醉酒》。这次演出同时成为建筑正式投入使用前的一次实际检验。

9月10日这天晚上，周总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到大礼堂，先视察后台和台前设施后，到二层挑台坐了一会儿，询问了在场同志的感受，亲自体察了挑台的安全和音响效果。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一直在修改：总平面修改，平面修改，会场形式修改，音响重新计算，内部空间做1∶10模型，建筑立面和色彩继续讨论，结构重新核算，甚至在施工完成以后还要通过一万人的实际使用来检验。

人民大会堂最后是什么样子，是在这样的反复比较、修改和验证中逐渐确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