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下午快下班时，我又翻开了这起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纠纷的卷宗。案子不大，标的额只有700元，原告是一名在校学生。可越是这样“小”的案子，我越觉得不能只看数字——700元，对有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一顿饭钱，但对一个还在读书的孩子来说，可能是半个月的生活费，是一趟回家的车票，更是一份对“讲理有用”的期待。
原告曾在本地一家培训机构报名专升本培训课程。后来因为学业安排调整，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培训合同，机构退还培训费700元，并约定了退费时限。可约定期满后，机构却迟迟没有履行，单方拖延。孩子多次沟通，也经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纠纷仍未化解，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受理后，我审查发现，本案还存在诉讼主体遗漏问题。按理说，先把主体材料补正、程序走稳，是第一步。但看着起诉材料里孩子一笔一笔写下的沟通经过，我心里总有个声音：程序要规范，群众的急事也不能等。700元拖了这么久，孩子维权已经跑了不少路，能不能先把矛盾实质化解掉？
我拨通了被告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人在西安，一听要到榆林到庭调解，语气里满是为难：“法官，不是我们不认这个事，专程跑一趟，路费、时间都耗不起。”我理解他的顾虑，也没有急着讲“不来庭会怎样”，而是先问清机构对退费事实和金额的态度。几轮沟通下来，对方对退费事实、700元金额都没有异议，也同意履行退款义务，还表示可以由工作人员个人先垫付这笔钱。
眼看事情有了转机，新的“堵点”又来了。
电话那头，工作人员犹豫着说：“法官，我不是不信您，可现在诈骗电话太多了。光凭电话，我实在没法核实您的身份，钱打出去心里不踏实。”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意识到，调解卡住的地方，不是钱，不是理，而是“信任”两个字。
我换位想了想：如果我是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是法官，让先垫钱退款，我就能凭一个电话号码放心转账吗？恐怕也难。可如果让被告从西安跑一趟，只为700元，确实增加诉累；让原告一个学生反复折腾，更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怎么办？我想到原告就在本地，手机可以视频。于是，我征得原告同意，借用原告的手机与被告工作人员实时视频连线。视频接通后，我坐在办公桌前，穿着法官制服，把工作证举到镜头前，姓名、照片、单位逐项让对方核验；又把办公室背景、桌上摊开的卷宗一并展示给对方。镜头那边沉默了几秒，工作人员才开口：“看到了，法官，我信您。”
就是这几秒钟，调解的“最后一米”打通了。
确认身份无误后，被告工作人员当场向原告垫付700元退费。我提醒原告保存好转账凭证，又指导其提交撤诉申请。手机里传来转账到账的提示音，原告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笑了一下。那一刻，我心里也松快了。
随后，原告主动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案件圆满办结。卷宗合上时，我忍不住想，这起案子标的不大，却把调解工作中几个关键点都走了一遍：先听双方“急”在哪里、“怕”在哪里；再找准信任堵点，用灵活方式核实身份；最后推动当场履行，让当事人少跑一趟、少等一天。
如我在诉，不是一句口号。它可能就是接到案件时多问一句，打电话时多听一会儿，遇到僵局时多想一步。群众眼里的“小事”，往往就是他们心里的“大事”。700元退费虽小，但让一个学生少一些奔波，让一个远在西安的当事人少一丝顾虑，让纠纷在屏幕两端真正化解，这就是我们做调解工作的意义。
供 稿 | 张 媛 朱虎虎 张陌桐
编 辑 | 尤乙焱
责 编 | 张陌桐
初 审 | 宋沅霖
审 核 | 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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