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伪满的“国贼”为何被日本人杀害，死后却又受到中国纪念？

1936年3月29日，海拉尔，凌升刚回到住所，便被日本宪兵逮捕。这个曾经投身伪满政权的达斡尔族官员，最终却以“通苏通蒙”的罪名被日本人处死。看起来前后矛盾，实际上，正是这段经历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凌升1886年出生于呼伦贝尔一个官宦家庭，其父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清末局势剧变，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清朝覆亡接连发生。凌升熟悉满、汉两种语言，也长期接触边疆政务，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观念：守住土地，安定地方，不能让外来势力任意摆布。

民国建立后，旧有政治关系并未立即消失。凌升承袭父亲的政治资源，先后担任呼伦贝尔副都统、额鲁特旗总管，还做过黑龙江省公署咨议。张作霖控制东北后，他进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担任顾问，后来又参与蒙疆事务，成为当时达斡尔族官员中地位较高的一人。

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开始就与日本相连。1917年，日本支持分裂势力在满蒙地区制造动乱，巴布扎布率部攻占呼伦贝尔城。凌升没有坐看局势失控，而是联络蒙古族地方力量，组织蒙旗武装，很快夺回呼伦贝尔。

这件事影响很大。对边疆官员而言，名义上的中央权力如果不能保护地方，地方就容易被各种势力撕扯。凌升在这场斗争中采取的办法，虽然带有旧式地方政治色彩，却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对呼伦贝尔的控制。

1919年，呼伦贝尔地方方面向北京中央提出取消自治、归还治权的请求。此举与凌升等人的推动有关。对一个处在俄、日两国势力夹缝中的地区来说，重新确认中央管辖，并不是普通的行政调整，而是一次关系领土归属的政治选择。

1928年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与苏军发生冲突，苏军一度占领海拉尔等地。苏军撤离前，凌升主持地方维持事务，并以口头承诺换取对方退兵。有人据此指责他曾经“亲苏”，但若放回当时情势，地方官员面对的是军队占领和百姓安危，许多选择本就带有权宜性质，不能简单用一句话盖棺定论。

真正改变凌升命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为了减少直接统治的阻力，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政权。溥仪虽然已经退位多年，但在清朝遗老、旧官僚和部分边疆贵族心中，仍带有特殊号召力。

凌升正是在这种旧政治观念影响下进入伪满体系。他效忠的，起初未必是日本，而是溥仪和所谓“复辟大清”的幻想。然而，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傀儡机构，并不允许其中的人真正维护地方利益。

凌升很快发现，伪满并不是恢复旧王朝，而是日本控制东北的工具。他拒绝参加日本神社的参拜活动，也不愿接受日本主导的殖民礼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让自己的儿子色布精太离开宫内府，放弃看似稳妥的仕途，转而到哈尔滨学习俄语。

1932年10月，苏炳文在海拉尔发动抗日行动，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凌升代表地方方面给予支持，还拒绝为日本特务提供政治庇护。苏炳文撤往苏联前，留下部分武器，并赠送“铁血救国”袖章。这些细节说明，凌升虽然身处伪满体制，内心却已与日本统治产生明显距离。

矛盾在1935年进一步公开化。哈拉哈庙事件后，伪满与苏联在满洲里举行谈判，凌升被推为名义上的首席代表，真正掌握谈判权的却是日方人员。面对日本人替伪满发号施令，凌升无法接受。

据相关记载，日方曾要求他按照既定方案发言，他没有照办；日本方面随即将谈判受挫的责任推到他身上。一个傀儡政权的地方官，连谈判时说什么都不能决定，这种屈辱让凌升彻底看清了自身处境。

1936年3月，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长春召开。凌升公开反对日本向兴安地区引入开拓团，也反对把日语强行置于“满洲国”国语地位。他的态度已经不再是消极抵抗，而是直接触碰日本殖民统治的核心利益。

日本人没有再给他留下回旋余地。凌升的亲信陆续被捕，他回到海拉尔后也遭逮捕。审讯期间，他拒绝承认所谓“通苏通蒙”的罪名。4月14日，他被剥夺伪满授予的全部荣誉；4月25日，凌升在长春被枪杀，终年50岁。

据说，临刑前他用满文写下遗嘱，表达了一个意思：日本人之所以要杀他，是因为他不肯牺牲地方利益，也不愿做亡国奴。这个判断未必能替他早期投靠伪满的选择开脱，却解释了日本为何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凌升的悲剧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个人的误判：他把效忠溥仪、维护旧秩序，与保卫地方、维护国家混在了一起，结果进入了日本搭建的政治陷阱。另一层则是日本统治的本质：凡是愿意替它装点门面的旧官僚，可以被利用；一旦试图维护中国利益，便会立刻成为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凌升的历史评价逐渐得到重新审视。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个纪念并不意味着抹去他曾进入伪满的事实，而是承认他在日本压迫下最终选择了抵抗，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他的名字之所以重新被中国纪念，不是因为他从未犯错，而是因为历史评价不能只看一个人曾经站在哪里，还要看他在关键关头是否愿意转身，以及转身之后究竟承担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