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礼：法国抗议潮会导致欧债危机重演吗

来源：环球时报

导语：作为欧洲大国，法国的社会动荡勾起人们关于欧洲历史的记忆。回溯当年欧债危机，风险最初起于希腊，随后逐步向外蔓延。现在人们自然会问：法国这场风波会否重演当年欧债危机剧本，向外扩散至整个欧洲？

大规模打砸、纵火、袭警与和平游行交织，遍布巴黎、里昂、马赛、里尔等数十座城市；上千人遭逮捕，数百名警察负伤；大量商铺、公共建筑损毁……法国内政部官员说，当前这场示威中的暴力破坏规模“史无前例”。这无疑暴露出法国面临的重重棘手难题，但相关问题在欧洲也有共性。示威浪潮终会退去，但这些问题却不会立即消失，未来的法国和欧洲将何去何从？

此番骚乱，究竟有何不同

法国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不鲜见，但与过往相比，当前形势展现出诸多不同特征。一是多元群体的诉求汇成洪流。以往法国的抗议活动，大多主题单一且清晰。比如，2018年“黄背心”运动，民众围绕燃油税改革走上街头；2023年，法国全国工会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议，反对养老金改革。而这一次，法国多个阶层和领域的群体汇入街头：教师、医护人员担忧公共岗位缩减、薪资停滞；学生抗议教育资源持续萎缩；农民抗议燃油和农用物资价格上涨；普通工薪阶层抗议生活成本不断抬升。表面看，各群体诉求不一，但深层看，要求政府“巩固财政”成了一个共同诉求。

二是恰逢财政预算审议的博弈关口。10月1日，法国政府正式向国民议会提交2027年财政预算草案，其核心是推出规模高达540亿欧元的增收节支方案，目标是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5%以内，以满足欧盟的财政纪律要求。当前，该预算案正处在国民议会一读辩论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博弈最激烈的窗口期，大规模示威爆发。

三是叠加大选临近的政治窗口期。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仅剩半年时间，政坛博弈已经提前打响。左翼政党呼应工会诉求，猛烈抨击政府紧缩政策；极右翼则借机批判当局治理失效，将社会动荡归咎于移民、民生治理失败。不同政治力量借助街头运动争夺民意，使得原本的民生抗议被注入选举政治色彩。

最后，出现极具象征意义的暴力破坏事件。利摩日百年市政厅被焚毁，多地市政机构、旅游设施遭纵火……一座承载地方历史记忆的公共建筑在示威浪潮中化为残垣，这种标志性事件迅速引爆全球关注。暴力冲突的规模、对公共历史财产的破坏程度，远远超出过去多数常规示威。

困局之中，法国何去何从

示威浪潮退去之后，摆在马克龙政府面前的是一堆盘根错节的难题，但政策腾挪的空间却被挤压到极限。

首先，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英国《金融时报》直言，这次骚乱暴露了“法国政治阶层的无能”。未来，预计法国政府还会持续面对社会抗议，如何平衡强硬维稳与对话协商，如何把握外交议程与国内危机之间的优先等级，如何修复法国民众对当局的信任，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其次，实质性回应民众诉求。这是法国政府最需要做到的，也是最做不到的。当前抗议民众最直观的诉求是抑制物价和保障福利。对于抑制物价，当前法国的通胀属于输入型，主要是油气价格上涨，但这深受中东地缘局势和乌克兰危机走势的影响，法国不可能凭借自身力量扭转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于民众希望守住甚至提升公共福利水平，现实是法国财政赤字已经巨大，如果不削减支出，就难以控制债务风险。10月19日，也就是骚乱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了0.14个百分点，达到了4.93%，与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也达到了欧债危机以来最高水平，这意味着法国要发行新国债需要支付的利息负担更重。一边是民众对福利保障的强烈期盼，一边是债务市场的无情压力，法国政府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

再次，扭转碎片化的政治生态。民众的直接诉求主要是经济问题，法国要改善经济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是政治问题。如今法国议会党派林立，执政阵营没有稳定多数席位。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在议会经历艰难博弈，但碎片化的政坛格局使重大政策落地的门槛极高。如果明年大选之后，主流政党能在国民议会取得稳定多数席位，就能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好的政治条件。但就当前民调态势来看，实现这一结果难度极高。

风潮激荡，欧陆是否同燃

作为欧元区核心大国，法国的社会动荡也勾起人们关于欧洲历史的记忆。回溯当年的欧债危机，风险最初发源于希腊，随后逐步向外传导，蔓延至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等债务高企国家。如今法国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很多人自然会有疑问：法国这场风波会否导致当年欧债危机剧本重演，向外扩散至整个欧洲？

欧元区一些国家和法国确实存在共性。不少成员国同样背负较高的政府债务，面临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医疗的刚性支出压力；欧盟新版财政规则之下，多个成员国都必须推进财政整固；部分国家同样出现政坛碎片化，主流政党执政难度加大。也正因如此，在法国示威发生后，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等国，同步出现反对生活成本上涨和预算紧缩的相对小规模抗议。

但相似的宏观背景不等于其他欧洲国家会复制法国这种烈度的社会风暴。综合多重条件来看，法国的危机具备自身独特的土壤，短期内大规模跨国传染的可能性有限。

第一，社会抗争文化和政治时间窗口是法国独有的“问题放大器”。法国拥有悠久的跨工会联合抗争传统，工会、学生组织、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强。本次示威又恰逢法国预算审议叠加总统大选临近的特殊节点，选举博弈放大了社会对抗。反观其他欧洲国家，情况各不相同。德国、北欧国家更倾向于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化解矛盾，街头大规模跨群体联合动员不如法国常见；南欧国家虽然工会力量也比较强，但政党内部派系分裂，较难形成法国这样高度统一的全国抗议联盟。

第二，南欧高债务国家此前已经历过深度的财政整顿。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在欧债危机之后已经被迫实施过力度很大的紧缩改革，民众已经承受过福利压缩的阵痛，社会对于财政巩固的耐受度和法国存在差异。反观法国，过去多年财政整固力度一直相对温和，社会并没有完整经历过一轮深度紧缩。虽然较难出现法国这样“史无前例”规模的暴力示威，但只要各国按照欧盟财政规则推进紧缩，医护、教师等公共部门的局部罢工和行业性游行会在欧洲多国成为更加常见的现象。

第三，欧洲已经从之前的债务危机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欧元区制度框架经过多次修补，危机应对工具相比十余年前更加完备，客观上降低了发生毁灭性债务危机的概率。从市场上信用违约掉期（CDS）的情况看，法国国债近期发生违约的概率尚低，远未恶化到需要外部救援的地步。假设未来法国国债市场压力急剧上升，参照上一轮欧债危机的情况看，欧洲央行仍有可能创造性使用政策工具，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当然，欧洲央行工具的启用会有严苛的条件，申请国剧烈的改革阵痛无法避免。

总而言之，这场“史无前例”的暴力示威是一面棱镜，照见法国深层积弊，也折射出整个欧洲无从回避的时代命题。（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