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教授李连江：不应让学者为琐碎谋生耗费生命

撰文 | 孙滔（《中国科学报》记者 ）

十年前，李连江的著作《不发表就出局》成为不少青年教师与博士生的案头生存指南；十年后，“非升即走”引发了更深层的焦虑，而生成式AI的出现更以不可逆的姿态重塑着知识生产的底座。

当AI能快速生成论文，当高校KPI不断加码，年轻学者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当下一些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与技术的侵蚀？

在新作《AI时代就这样写论文》即将出版前夕，《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连江。李连江直言：我们现在的“非升即走”完全变了味，这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毁灭人才；学者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不应让他们为琐碎谋生耗费生命。他谈到，AI虽可以批量生产平庸，却触及不到人的痛苦与灵性。

李连江。图源：香港中文大学

“非升即走”完全变了味

《中国科学报》：回到十年前出版的《不发表就出局》，当时你为什么会起这个书名？

李连江：201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时任院长杨开峰请我过去，给年轻老师讲怎样用英文在SSCI刊物发文章，目标非常具体，就是中国学者怎样在英语学术界站稳脚跟、讲好中国故事。我一连讲了六个上午，录音由我一位学生管玥博士整理出来。后来另一位学生田雷教授建议出版，我委托他去运作，就出版了。

为什么起名叫《不发表就出局》？因为我在美国留学时听老师们反复讲这个说法（Publish or Perish），直译是不发表就消失、不发表就灭亡，这是美国研究型大学里还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青年教师必须遵守的生存规则。

我的本意是让大家认识到有这么一个关口，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残酷性。我在书里反复讲的，其实是教大家怎样管理和缓解自己的学术焦虑。但这个书名有点像“标题党”，让很多年轻人感到紧张。现实中实然是如此，但应然未必如此。

《中国科学报》：延展一步来看，你当年讲的“不发表就出局”，跟国内现在高校普遍推行的“非升即走”，逻辑是一样的吗？

李连江：我们现在的“非升即走”完全变了味。表面上看学的是美国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System），实际上完全不一样。我们非常善于创造，但有时更善于破坏。

“非升即走”就是内地一些大学管理者对美国终身教职制度最粗暴、最无情、最野蛮的一种破坏。

为什么这么讲？在美国的制度下，学校招一个Tenure-track教师，前提是相信这个人能够留下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我们内地的一些大学，明明只有一个编制位置，却招十几二十几个人进来互相竞争。这就把一个原本保护人才的制度变成了极其野蛮的淘汰制。

这并不是在培养人才，这是在毁灭人才。不把成长中的年轻学者当人看，进门就把人家给坑掉。

《中国科学报》：在目前国内的高校体制里，青年教师头上普遍悬着沉重的KPI考核。

李连江：这就是管理制度的错位。管理大学肯定极其复杂，但有个基本原则叫“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你如果剥夺了所有老师的自由，那就同时剥夺了天才的自由；你给所有老师充分的自由，哪怕90%的人在浪费自由，只要有10%的天才充分利用了自由，国家的人才梯队就建起来了。

现在那些极端的KPI考核，完全是在用行政手段不断扼杀年轻一代的创造力。这会逼着年轻人无休止地“内卷”，争着去灌水达标，导致一些有才华的学者在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英年早逝。

《中国科学报》：“不发表就出局”，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拿到教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李连江：恰恰相反，“不发表就出局”应该是一个学者的终身规则，它不因为你评上了副教授、正教授就不适用。

在顶尖高校教书的老师，如果他们没有拿出100%甚至120%的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知识生产，我认为他们是渎职的。我很看不起这些人。

一个真正的学者只要还在做学问，一生的常态都应该觉得自己勉为其难、能力不足，必须尽100%、120%的努力去挑战未知。如果你觉得写文章轻松愉快、一两天就能炮制一篇，那不是什么天才，那是学术界的混子和学术垃圾的制造者。

学术的“金标准”

《中国科学报》：你长期做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面对现在AI的冲击，如果说没那么惊慌失措，你的底气在哪里？

李连江：底气？对我个人来讲，我都快退休了，我有什么好惊慌失措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恐怕完全不是这样，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压力。

《中国科学报》：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AI究竟能不能动摇人文社会科学的根基？

李连江：我的看法是，AI的出现完全不可能动摇人文社科的核心，它也改变不了“不发表就出局”的格局。

为什么？因为语言的本质完全不同。纯数学语言、计算机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非人的语言”。它的概念清晰，没有歧义，与人的切身人生经验没有关系。AI凭借强大的算力和无懈可击的记忆力，非常容易攻破这种领域。

但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是“人的语言”，字字句句都连着切身的人生经验。AI不是人，它表面上能看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你让它翻译，它能翻得语法工整，但《好了歌》背后的那种诗情、悲情与人生幻灭感，AI怎么可能明白？它没有肉身，没有痛苦，它不懂人的心灵。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AI的强项只是在既有数据的重组？

李连江：对。AI的能力，完全可以达到我们人类知识生产的“平均水平”，甚至在语法、用词等形式上达到中上水准。这在技术上来说很了不起，但对学术研究来说却是个陷阱。

学术的生存原则是创新。让AI代笔写论文，好比去登泰山，你从岱庙直接坐直升机到了中天门。你一步达到了平均水平，看似爽快，但你没有经历过从山脚一步步攀登的艰难奋斗，你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也根本建立不起真正的自信。

更要命的是，中天门之后还有十八盘、玉皇顶，你若误以为自己到了南天门甚至上了玉皇顶，你就会习惯于平庸。让AI代笔，是沦为平庸的捷径。

《中国科学报》：所以学者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归根结底还是创新。

李连江：核心永远是创新。在人文社科领域，连“人”本身都还没搞明白，AI更谈不上替代。

中国科学报：在AI参与越来越深的背景下，你怎么界定学术的“金标准”？

李连江：评价一篇博士论文或学术著作是否立得住，其实有清晰的两步：

第一步，你有没有超越自己的极限。

第二步，你的极限有没有超越学术界的现有极限。

在极点处超越极限

《中国科学报》：你经常提到写论文要下“笨功夫”，比如写论文往往要修改几十遍、上百遍。但在如今快节奏的AI时代，这种“手搓论文”的功夫还有意义吗？

李连江：首先不能叫“手搓”，论文不是手搓出来的，也不是批量生产的，它是你用心血浇灌出来的。

为什么一篇文章要改上百遍？因为人是有灵性的。你写完初稿，当天觉得写得真好；第二天睡醒再看，看出很多毛病；第三天再看，又发现很多问题。人的灵性就是在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如果全交给AI，给个提示词就批量生成，你的大脑不用就会退化，用进废退嘛。

我常引用书法家启功先生的一句话：“功夫是准确的重复。”启功先生说练字不是追求写多少张，每天自定课程机械地写是傻办法；写得不准，写得越多越糟，习惯错了改都改不过来。做学问写论文一模一样，修改不是随便乱改，而是每一次都在准确地体会结构、论据和逻辑，一遍遍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出来的东西才能超越平均水平。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里把学术比作跑马拉松。刚好我平时也跑马拉松或超级马拉松。跑超马的过程很奇特，起跑很兴奋，中间会遭遇伤痛、疲惫和极度的心理挣扎，但只要熬过极点，后半程就会迎来一种身心复苏和深层次的愉悦。

李连江：你跑超马的体会太深刻了！学术完全就是这样。

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日常生活的99%都是极其痛苦、单调的——99%的时间你觉得自己很笨，解不开题、写不下去，只有1%的时间觉得自己还算聪明。焦虑与痛苦是学者的常态。

跑马拉松也是一样，你在体验痛苦的同时，体验到了自己居然能忍耐它、克服它。你忍住了，你没有垮掉，你没有退赛，这种克服痛苦的经历本身，带给你的就是最高级的愉悦。

导师应是“摆渡人”

《中国科学报》：在当下这种浮躁的环境里，你提及围棋界的传统“内弟子”，后来你办写作培训班也称之为“私塾”。对于提倡这种传统的、类似师徒传承的教育方式，你的初衷是什么？

李连江：学者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打个比方，每个民族都会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大脑极其聪明，但体能可能很笨拙，不适合世俗营生。这些人在民族之间的智力竞争中就是主力军。国家和民族必须设立大学和制度把他们保护起来，不要让他们为琐碎谋生耗费生命，比如陈景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大学如果不能保护这批人、不能把他们的智力发挥到最大，就是民族竞争力的巨大损失。

我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我的恩师是车铭洲老师。车老师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师要以学生为目的，不能以学生为手段。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利益竞争，没有嫉妒，学生的成功就是老师的成功。好老师，对学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号召。学生看到老师是这样治学、做人、说话的，他心生敬仰，自然会向上提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徐扬生校长讲过一个词我很赞同，他说教师的责任是当一个“摆渡人”。英文讲摆渡人（ferryman）就是个渡船船工，但在中国文化和佛教语境里，“渡人”有深层的大慈悲。船工摆渡以此谋生，但他同时把送客人到彼岸当作目的，这完全符合康德讲的伦理——永远要把人当成目的，而不能仅仅当成手段。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理工科的大实验室，一个课题组几十上百人，导师被称为“老板”，学生成了“科研民工”，那种师承关系在现实中似乎很难实现？

李连江：理工科实验室是结构化的研究团队，本质上更像一家公司的雇佣关系——大老板是雇主，博士后和研究生是雇工。但即便是管理团队，底线也不能丢：你不能去掠夺团队成员的成果。如果是学生独立做出来的，就要让他以个人名义去发表，这是最起码的操守。

真正的学问传承，是灵魂层面的沟通。像陈省身先生与法国数学家嘉当，李政道先生与导师费米，那种师承完全是“用灵魂的火点燃另一团火”，这个精髓AI取代不了，流水线式的科研团队也取代不了。

李连江。受访者供图

即将出版的新书

《中国科学报》：谈谈这本新书《AI时代就这样写论文》，这本书也是从培训班的讲义中提炼出来的吗？

李连江：对。我前两期办网课讲了24讲，整理出来的讲稿有95万字，那肯定不能出书。后来我花了很大力气，把最核心、最骨干的东西提炼出来，正文大概就六七万字。责任编辑看完书稿后跟我讲，读起来感觉像读《金刚经》。我说你真懂我，我就是想写一本让大家能常放在手边、不能一次读完、每次翻翻都能有所启发的小书。

我把这本书题献给我在南开读大学时教我专业英语的李约瑟老师（并非汉学家约瑟夫·李约瑟）。我1978年入大学前，连英文字母ABCD都没学过，是李约瑟老师在我上第一次课后对同学们说“我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这句话塑造了我一生的自信，也就是相信我在学外语方面有一点专长。

我写过不少书，也翻译过不少书，我可以交个底：我觉得自己写的书、译的其他书很多未必能存世，但我直接从德语翻译的叔本华《人生智慧箴言》（出版于2017年），一定是一部传世之作。

为什么？因为当时我翻译那本书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做纯粹的翻译案头工作，而是我自己的人生正遭遇极其重大的危机与挑战。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下，我去翻译叔本华，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诊断、自我治疗的过程。

为了把它译好，我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让自己彻底“化身为叔本华”，去设想：如果叔本华用极其典雅、富有诗意的散文诗式的中文向中国读者阐发他的人生哲学，他会怎么讲？

《中国科学报》：在即将出版的《AI时代就这样写论文》里，你想传递给读者什么核心理念？

李连江：其实就两条核心信息。

第一，在AI时代写论文，你必须用AI。工具摆在那里，有了飞机你还去坐轮船，那你肯定落后。让AI辅助纠正语法错误、梳理文献脉络、提供修改参考，这些都是完全正当的，能极大地节省机械劳动的时间。

第二，用AI写论文，必须誓死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你要驾驭AI，而不是被AI牵着鼻子走。而这种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怎么来？它必须靠AI出现之前的那套传统训练方式培养出来——必须亲自动手下真功夫，去读经典的母本，一字一句地写、一字一句地改，亲身去经历那番超越自我的痛苦与煎熬。不吃尽学徒工的苦，就成不了驾驭AI的主人。

AI的普及会让真正优秀的一批人更加优秀，同时会让学术界混日子的“南郭先生”彻底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平庸的文字AI全都能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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