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雯｜“大举报”时代：公权力运用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边界何在？

2019年可谓是“大举报时代”的元年。腾讯视频《创造营2019》的热门选手王晨艺因被扒出微博小号点赞涉嫌侮辱女性的微博而被举报退赛，事后不久，梅骁的《大举报时代已经来临》一文在朋友圈热传，不过很快这篇文章也被举报删帖。

2021年，随着人大、上海师范大学恶意举报考研泄题事件、《青春有你3》选手余景天退赛风波以及《创造营2021》选手周柯宇父亲传销被举报事件发生，被淡忘了一段时间的“大举报时代”一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人们纷纷感叹：“大举报时代真的来临了”。

一、“权利觉醒”还是“大举报时代”？

何谓“举报”？在《辞海》中，举报即检举，报告。作为法律术语是指公民依法行使其民主权利。不可否认，举报本身的存在必须且必要，是保护公民权利、反腐倡廉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在这个时代，“举报”适用的范围和语境似乎越来越“广泛”：人民日报批评偶像数据“注水”，粉丝后援会号召集体举报“卡掉”该微博；作者写的书不合自己胃口，向平台举报要求下架作品；文章观点和自己意见相左，按下举报让他不复存在。从“为了保护正当权益举报”到“我不喜欢就要举报”，举报日渐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的时代，是为“大举报时代”。

举报的底线无限降低的同时，“举报”的手段也在不断升级。在今年4月底5月初，在针对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选手余景天的大规模举报事件中，主张举报的粉丝采取了包括在微博“@”中央共青团等官媒、发邮件、电话上访等方式进行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涉及教育部、出入境管理局、广电总局、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等，并且在举报群体内流传着大量“举报教程”性质的帖子，指导普通粉丝用何种身份、何种话术进行举报。在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冒充学生家长进行举报的情况。

在争议事件本身疑点重重、真相有待考证的情况下，主张举报的其他选手的粉丝和被煽动的路人有组织有计划性进行大规模的举报，要求余景天退赛，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量。线上举报行为和微博等平台的舆论攻势进一步发酵，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手余景天在节目决赛的前三天确认退赛。

无独有偶，今年与《青春有你3》同期播出的另一档选秀节目《创造营2021》的部分选手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尤其是选手余景天退赛后，《创造营》的粉丝见大规模举报的效果立竿见影，也纷纷效仿。

“举报”的低门槛及强执行力，使得它成为人人都可使用的最佳武器。在易被煽动情绪的网络环境和群体性运行的饭圈中，举报的“红利”一旦被品尝，就很有可能如上述例证所言被进行无限的模式复制，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很难说我们不会走向一个“人人举报”的时代。

而公权力在这样的“大举报”时代下实际上面临着新的“滥用”。不同于以往公权力在治理舆情方面的力量常常被网民忽视的情况，现在的网络环境中对于公权力的作用实际上有了极高的认识能力和运用意识。换言之，大举报时代中，人民并非如过去那样对于公权力所要求遵守的舆论规则处于无知觉的状态，而是反过来成为了利用规则者。滥用公权力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而是“人民”。

二、网民“大举报”行动生成逻辑

观察上述现象不难发现，当公权力被滥用作为饭圈纷争的工具，粉丝群体集体出动的举报行为背后的行动逻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在话语方面，先将捕风捉影而来的“网传”信息拼凑成证据链，再以“道德罪”或“政治罪”给事件定性；在行动方面，确定统一的“讨伐文案”模板，并发动群体在微博、豆瓣等传播效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的主流舆论平台塑造舆论，主要手段包括制造微博热门话题、大字报控评（“控评”指在微博评论区点赞回复使其成为热评）以及“@”官方性质媒体。

这种组织化、纪律化的举报行为，一方面确实反映了新一代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升。客观上来说，这种自觉性的增强有利于促进建设更加法治的网络环境，也有利于增强对于网络侵权、违法行为的内部监督力和约束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大举报”所蕴含的公权力滥用的风险，同样应该得到重视。

三、举报背后：公权力“滥用”的危害

第一，为了制造噱头、扩大话题影响力和舆论压力，举报者往往青睐于选择给事件扣政治高帽的方式，政治和娱乐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反而导致道德要求本身的意义被消解。例如，《创造营2021》节目粉丝在“讨伐”艾回公司及其日本选手的过程中就以“辱华”“鬼子”“台独”等关键词发起舆论攻势，饭圈之间的纷争与政治立场的审判相融合。为日本选手辩驳的粉丝会被扣上“不爱国”“汉奸”的帽子，而“爱国”成为免死金牌。这种近年兴起的粉丝民族主义屡见不鲜，无论是2016年帝吧出征外网对线台独势力，还是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饭圈女孩翻墙表态，都呈现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和爱国情感的另类表达形式。

诚然，在涉及国家主权、原则和利益的问题上，“饭圈式”的民族情绪表达确实能够激发出强大的爱国情感，促进构建政治身份的认同，甚至能够成为我国对外捍卫自身利益的一股民间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饭圈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这种表达形式很有可能走向民族情绪的极化。根据群体极化理论，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容易走向固执和极端的判断。在饭圈的强大动员和情绪感染作用下，粉丝群体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演变成游戏化的集体狂欢和自我感动式的英雄主义。脱离元叙事的政治表达，在娱乐的场域中面临着严肃性被解构的风险。

第二，“大举报”背后的动因并不纯粹出于维护正当权利的需要，而总是掺杂着私欲。无论是考研届的举报热，还是《青春有你》《创造营》等选秀节目的群体性讨伐，“大举报”总是频繁地生发在需要竞争的场域。这样的倾向在选秀节目举报事件中尤为明显。选秀节目本身具有的竞争性质，使得选手与选手的粉丝之间也存在竞争的心态，不同粉丝群体之间往往互称“对家”。以《青春有你3》选手余景天退赛事件为例，参与举报和制造微博舆论的主力群体大多为同一节目内其他选手的粉丝；而针对举报《创造营2021》选手周柯宇的群体也主要为节目内部的对家粉丝。部分动机不纯者试图利用举报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通过模糊或扭曲真相等手段打造“证据”，煽动情绪制造舆论，而真相本身沦为次要。在过程中，道德和政治要求也成为了可供利用的舆论工具，反而使得道德和政治的权威被消解。针对选手余景天的举报事件中，举报者主要以“打击贩毒”“反对黄赌毒”等道德要求为口号，要求节目组让他退赛，如果做不到，则“@”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指责平台包庇“污点艺人”、带歪青少年价值观、违背国家方针政策。但在选手确认退赛之后，这些举报者则很快停止了“要求彻查涉毒问题”的呼吁，道德沦为了廉价的工具，制胜的关键不再是真相和理性，而是率先抢占道德高地。

第三，饭圈驱动的大规模的举报行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在针对选手余景天家庭问题进行举报时，粉丝往往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行动，集中在今年五一期间向有关部门针对同一问题进行电访和发送邮件投诉，并且不断扩大投诉范围，针对节目的举报从向文化部门反映扩大到教育部门、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妇女联合协会，且都是以“集体出动”的方式进行，客观上是对公共资源的挤占。

长期来看，此类基于饭圈利益纠纷驱动的举报行为，虽然存在程度和手段的轻重区别，但正在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粉丝群体与粉丝群体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小则由粉丝反黑站制作微博举报链接集体“反黑”，上则“@”紫光阁、中央共青团作为威胁。本质来说，饭圈的纠纷属于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应当由人民内部协调解决，但出于打击对家的目的，部分粉丝蓄意将这种内部矛盾上升为政治矛盾乃至阶级矛盾，要求公共部门介入管理，反而走向了权利的异化。

四、反思：如何防止举报的“滥用”？

公权力的意义在于保护人民，却在某些时刻成为谋私的工具。与其说在讨论如何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不如说在讨论当前网络环境下的网民，作为公权力所保护的对象，举报的权利享有者，如何规约和自我规约？

对于公权力机构而言，应当从环境整治下手，警惕恶意举报事件的所可能带来的对立情绪和资源浪费风险，明确公权力治理的边界，不仅要防止公共部门滥用权力，也要防止民众习惯性动用公权力解决内部矛盾问题，谨防社会矛盾的扩大化和严重化，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构建更加和谐的网络环境。

而对于人民大众，我们乐见人民更加有能力运用法治武器维护正当权益，但也应当警惕公权力在网络舆论治理中新的滥用风险，享有权利者在另一些时刻也可能成为施暴者。《1984》中描绘过这样一个“人人举报人人”的社会，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都可能被扩大为必须被消灭的政治思想罪。而在“大举报”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活某个行为被送上道德的审判台。在正义口号与审判的加持之下，我们以检举恶为名，同时可能正制造新的恶。但本文的意图，绝不是试图劝说民众放弃举报的权利，而是希望在权利意识觉醒的年代，我们每一个个体，作为权利享有者，应当多一份责任和理性。

（作者：利雯，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