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建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建议

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建议人：李蒙

执业机构：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执业证号：11101202410849896

联系电话：18618162221

日期：2026年10月26日

一、建议修改内容

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修改为：

修改前：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修改后：

以殴打、冻饿、强迫过度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恐吓、侮辱、谩骂或者其他方式，持续或者反复对家庭成员或者其他具有稳定共同生活关系的人实施身体、精神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本条所称其他具有稳定共同生活关系的人，是指基于同居、扶养、寄养等关系持续共同生活，并在日常生活、经济扶助或者照料扶养等方面形成稳定联系的人。具体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共同居住时间、日常生活安排、经济联系、照料扶养情况及相互依赖程度。仅有亲属身份、恋爱关系或者临时、偶然共同居住事实的，不当然属于本款规定的人员。

同一虐待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经常性、持续性虐待过程中另行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非法拘禁、强奸等行为，独立构成其他犯罪，且其余虐待行为仍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依法数罪并罚。

二、修改理由 （一）实务困境：司法实践已反复突破“家庭成员”文义边界，罪刑法定原则面临持续张力

现行第二百六十条将犯罪主体限定为“家庭成员”，但近年司法实践已形成一条清晰的扩张路径。

牟林翰虐待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5日作出（2021）京0108刑初38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牟林翰与被害人陈某某（媒体报道化名包丽）虽未登记结婚，但已形成“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京01刑终27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判已生效。

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马某某虐待案。马某某与苗某确立恋爱关系后租房共同生活一年，见双方家长，有结婚意愿。马某某通过制造亏欠感、以分手相威胁、要求删除异性联系方式、随时报备行踪等方式限制苗某社会交往，长期持续辱骂、贬损、无端指责。苗某两次自杀未遂后，马某某仍未停止侵害，最终苗某再次服药自杀身亡。2025年5月9日，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该案系一审判决，最高检发布材料记载马某某“认罪服法”，但未单独交代上诉及生效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26号进一步明确：与父或母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该案中，陈某某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

问题在于：上述认定均以扩张解释“家庭成员”这一概念的方式完成，而非依据刑法条文本身的明文规定。法院每一次适用，都需在裁判理由中重新论证“为什么同居者等于家庭成员”。当相近论证在多个法院、不同年份相继出现，它所反映的已不是个别法官的过度解释，而是立法供给不足导致的系统性解释负担。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主体的范围属于应由立法明确的事项，不应长期依赖司法个案填充。

（二）逻辑瑕疵：现行条文内部存在三处结构性缺陷

第一，主体范围与前置法不协调。《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家庭成员为“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核心限定是近亲属加共同生活。而《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明确区分“家庭成员”与“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规定后者“参照本法规定执行”。刑法第二百六十条既未采用《民法典》的窄定义，也未采用《反家庭暴力法》的双层结构，导致司法适用中不得不在两个前置法之间反复权衡。刑法应当有自己的独立表述，而非让法院在个案中“借用”前置法概念。

第二，精神虐待缺乏明文依据。现行条文仅规定“虐待”，未明确其是否包含精神摧残。牟林翰案和马某某案中，法院均通过论证“高频次、持续性辱骂构成精神虐待”来入罪。但“虐待”一词在文义上更易被理解为身体暴力，精神虐待的入罪依据实质上依赖裁判说理而非条文规定。2015年“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十七条虽已列明恐吓、侮辱、谩骂等精神摧残方式，但该《意见》属于司法指导性文件，不能替代刑法条文对构成要件的明确。

第三，法定刑配置与体系不协调。虐待罪基本犯最高刑为二年有期徒刑，低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基本犯最高三年的配置。结果加重犯将重伤与死亡放在同一档（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无法在量刑层面体现结果差异。牟林翰案和马某某案均在“致人死亡”档内判处三年二个月，接近该档下限，反映出法官在现行幅度内难以充分区分不同死亡归责程度。

（三）数据与案例：相近裁判思路已在多类案件中延续，分歧亦已显现

支持修法的类案：除牟林翰案和马某某案外，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朱某某虐待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57号裁定认定，离婚后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者，应当视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刘某坤虐待、重婚案中，法院认定重婚关系中的共同生活者仍受虐待罪保护，以虐待罪和重婚罪数罪并罚。上述裁判在时间、地域和关系类型上具有差异性，但均指向以共同生活事实为核心的解释路径。

反面分歧同样存在：关于离婚后继续同居者是否属于“家庭成员”，有研究梳理指出，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三刑初字第109号判决持否定立场，而该研究同时转引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刑终142号裁定作为持肯定立场的例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刑终47号裁定则明确，继母女关系及房产共有事实不足以证明“共同生活”，不支持以虐待罪追究。这些分歧说明，在缺乏明文标准的情况下，“稳定共同生活”的判断本身也需要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四）修法不是“扩大打击面”，而是以三项限定同步收紧边界

建议条文在扩大主体范围的同时，设置了明确的排除条款：仅有亲属身份、恋爱关系或者临时、偶然共同居住事实的，不当然属于本款规定的人员。判断标准聚焦于“持续的生活照料、经济扶助或者相互依赖关系”，而非亲密身份本身。

在行为方式上，条文列举“持续或者反复”要件，并要求达到“情节恶劣”，排除单次争吵、偶发冲突和一般情感冷淡。精神虐待的入罪仍需满足持续性、人格摧残性和综合情节恶劣判断，不能仅凭一次恶语或一般情感操控定罪。

在死亡归责上，条文未规定“自杀一律归责”。虐待行为与自杀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综合考察虐待行为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被害人精神状态的恶化过程、行为人是否继续制造和升高风险、有无其他重大介入因素，以及死亡结果是否属于该风险的现实化。被害人此前已经出现自残、自杀等信号，而行为人明知后仍持续实施精神侵害的，通常是认定风险归属的重要事实，但不应将其机械设定为一切案件的必要要件。

（五）法定刑调整的审慎立场

建议将重伤与死亡分档，基本犯最高刑提高至三年，主要是基于结果差异体现和体系协调的考虑。但本建议不主张大幅提高虐待致人死亡的刑罚上限。虐待罪结果加重犯通常以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过失为前提；如果行为人希望或放任重伤、死亡并直接实施相应暴力，应当进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评价范围。2015年《意见》对此已有明确区分。指导性案例226号进一步确立的规则是：持续性虐待过程中的独立严重暴力，应当单独评价为故意伤害罪，与剩余虐待行为数罪并罚。

因此，法定刑调整的幅度应当与罪名之间的梯度保持协调，而非单纯以个别案件的量刑感受为驱动。本建议提出的“重伤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死亡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是倾向性方案，学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也可以保留现行法定刑幅度、仅扩大主体范围的折中路径。

三、修改依据

牟林翰虐待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刑初38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1刑终27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2023年7月25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某某虐待案：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11月发布的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5月9日一审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指导性案例226号：陈某某、刘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5月30日发布。

朱某某虐待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57号刑事裁定（2012年6月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

刘某坤虐待、重婚案：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虐待罪一年六个月、重婚罪一年，决定执行二年四个月。

离婚后共同生活者是否属于家庭成员的相反裁判：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三刑初字第109号判决；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刑终142号裁定（据研究文献转引）。

共同生活认定分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刑终47号裁定（2018年1月25日）。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法发〔2015〕4号）第十七条。

建议人：李蒙律师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18618162221

2026年10月26日

附：寄送信息

收件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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