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牛犊镇拿走字典的少年，用一辈子写了自己的一条河…

《察隅河》：一条河与一个人的三十年

茂戈

2018年3月，申竹林老前辈向“雪域老兵吧”投稿时，我的心情久久难平。他的简介让我一震：参加晋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进军西藏，又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率部鏖战瓦弄，更在察隅河边扎根整整三十年。后来平台陆续发表他三十来篇的回忆文章。2024年5月30日，他去世时，“雪域老兵吧”还专门发文《沉痛哀悼申竹林老兵！他曾参加昌都战役、平叛，对印反击作战…》进行哀悼！我没有想到，这些篇章会在他身后汇成遗作《察隅河》，由其儿子申高原寄到我手中。

读《察隅河》，最先抓住我的，不是战役名称，也不是立功履历，而是一个极小的细节：1947年晋南战役行军途中，一个十六七岁的山西少年从安邑县牛犊镇一所学校里拿了两本书，一本《小朋友升学指导》，一本《国音小字典》。“因为不会拼音，往往第一个字的字音不认识，就查第二个字，常常反复查几次直到认识。”这个画面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一个几乎没读过几天书的农家子弟，在战争缝隙里，用最笨拙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自己从文盲变成能够写下数十万字日记和回忆录的人。几十年后，正是这双手，在八九十岁的年纪，戴着老花镜坐在电脑前，用手写板一笔一划敲出了《察隅河》。

这部遗作的分量，首先来自它作为“成长”记录的真切。申老前辈毫不掩饰自己文化起点的低微，私塾里读过“之乎者也”，因不愿学日语而辍学，十六岁参军时“在写作上根本没有动过笔”。是部队给了他另一种教育。渡江之后，领导送他到14军随营学校学习政工，“每天写日记教员要修改，真正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于是，日记从一本捡来的袖珍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开始，从“天气暖洋洋的，农民都在播种冬小麦，可是可恶的蒋匪军来进攻”这样朴素的句子开始，一直写到瓦弄战役中一份完整记录加强营从组建、备战、作战到停火后撤全过程的战地日记。这条线索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一支军队不仅改变了这个少年命运的走向，也给了他表达命运的能力。他后来向团《前哨报》投稿，向《战士报》《高原战士报》投稿，离休后自学电脑打字、编辑、插图、扫描，八十多岁实现了“不用写草稿就可在电脑上直接写稿”。《察隅河》之所以不是一部寻常的“老干部回忆录”，恰恰因为作者用一生的时间，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记录者。

但《察隅河》更不可替代的分量，在于它记录的是察隅。申老前辈从1950年随14军42师126团进军西藏、参加昌都战役，到1951年挺进察隅边防，此后从察隅部队到公安八团再到步兵153团，在察隅一待就是三十年。他把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整整三十年，交付给了这条切开嘎灵公山脉、纵贯瓦弄峡谷的河流。书的后记里，他列出保存下来的日记：进军大西南的、进军西藏的、驻守边疆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有七八本”。这些日记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这支英雄部队最艰苦也最关键的那段历史。126团从云南进军西藏时，道路之艰险远超想象，“过江没有桥，不仅部队物资全靠竹溜索，连骡马都是用竹溜索溜过去”，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靠绳索攀登，靠树搭梯通过，断粮时靠山上野菜补充。到了察隅之后，又是另一种艰难：从云南丽江到察隅两千多公里，翻五座五千米以上的雪山，骡马驮一百二十斤，运到地方“也就剩下三十、四十斤了”，蔬菜基本吃不到，“盐巴泡饭”是日常。申老前辈在三连当指导员时，带着文书、通讯员开荒种菜，从花生米开始试种，后来菜园里竟有了“河南的西瓜、山西的甜瓜、河北的南瓜、湖北的冬瓜、四川的辣椒”。1952年，桑曲河上的藏式木桥年久失修，随时可能垮塌，他带着一个排和工兵班，在原始森林里砍伐十五米长的大树，自己设计、自己架起了一座“前进大桥”。1953年，为修建永久性营房，他又带着三连从零开始烧砖瓦，在世界屋脊上建起了第一座砖瓦窑。

这些看似琐碎的“建设”细节，在回忆录中占据了不小篇幅。窃以为，这就是《察隅河》的珍贵之处，申老前辈把它们看作与战场上的冲锋同样重要！这也是“守卫边疆”的意义之所在。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首先不是与敌人对峙，而是在没有路、没有房、没有菜、没有砖的地方，把“存在”本身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事实。把那些砍树、烧窑、种菜、架桥的日子，和那些在瓦弄密林里搜山、在曲子扎公阵地上冲锋的日子，同等重要，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察隅河》关于1962年的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分量，这是申老前作为亲历者视角的战争记录。当时，申老前辈当时是昌都军分区153团加强营的政委和党委书记。他日记中记录的，不是战后总结式的战斗经过，而是当时当地的焦虑与决断。1962年6月，他因阑尾炎手术住院，刚拆线就得知印军在中印边境全线蚕食入侵，分区副政委到医院传达决定：组建加强营，由他担任政委和党委书记，问他能否出院。“我说‘今天已拆线问题不大，今天就可以出院’。”当天办完手续，第二天就赶回察隅。接下来几个月的日记里，是组建、磨合、训练、思想摸底，是新来的连队住帐篷、雨季潮湿、蚊虫肆虐、病号增多，是老兵因战备不能探亲而“希望早打，打完好回家”，是新战士对打仗的恐惧需要教育和锻炼。这些记录还原了一支投入战斗的部队在战前真实的状态：它有士气，也有波动；有决心，也有具体的困难和情绪。瓦弄大捷在战史中是一个辉煌的句号，但在申老前辈的日记里，它是由无数个需要政委去面对、去解决的具体问题累积而成的。

日记中最令人动容的，是胜利之后那些不动声色的段落。停火后撤的命令传来，申老前辈的记录里有一种克制的复杂：“一方面感到中央英明，作到有理、有利、有节……一方面感到目前部队斗志旺盛，求战情绪高，这一停，战可能打不上了，我们一批战斗骨干牺牲了，非常痛心。”他走到三连六班，看到副班长赵大全“低头坐在背包上，眼里含着泪”。六班在攻打曲子扎公时是尖刀班，“全班4人牺牲6人负伤，只剩他一人仍随其他班打到战斗结束”。他没有渲染这个场景，只是接着写“我赶忙到连部，叫杜文祥连长立即研究调人到六班，把六班人调齐”。一个政工干部在战争中的工作，不是在胜利时刻高呼，而是在一个几乎打光的班里，想办法把“班”重新填满，让建制继续存在，让活着的人还能被组织承接。这种笔法贯穿了《察隅河》的战争书写：它记录的始终是“人怎样在战争中承受”，而不仅仅是“战争怎样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察隅河》的“个人记忆”属性，恰恰构成了对宏大叙事最有力的补充。战史会记载瓦弄战役的部署、进展和战果，会记载“经10小时激战歼灭印军步兵第11旅”的数字。但申老前辈的日记记下的是另一些东西：是术后未愈的刀口在嘎斯69车颠簸中“隐隐作痛”；是后撤时部队“往前运劲头大，往后运没劲头”的真实情绪；是撤出前对烈士遗体“要有干部负责后转和安葬”、对敌人尸体“要掩埋并作好标记”的规定。这些细节不改变历史的结论，却改变了历史被感受的方式。它们让后来者意识到，那些写在战史上的地名：呷灵公、曲子扎公、老虎嘴、07号高地……每一个都曾是一群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疲惫、恐惧、伤痛和坚持中一寸一寸争夺过的土地。

最后，回到这本书的“遗作”性质上来。申老前辈于2024年5月30日去世，这部《察隅河》由他的儿子申高原及家人整理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篇章曾在“雪域老兵吧”平台上发表过。家人整理笔记时写道，翻开那些“泛黄手稿”和“留有战场硝烟的日记”，仿佛又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拿着写字笔在输入板上一笔一划书写”。这个画面与序言中那个在牛犊镇学校里拿走《国音小字典》的少年，在时间的两端遥遥相对。一个人用一生的学习，换来一种书写自己一生的能力；而当他离去之后，这些文字被家人接过来，整理、出版，变成“可以触摸的形状”。从这个角度看，《察隅河》不仅是申老前辈个人军旅生涯的总结，也是一份被亲情守护的精神遗产。它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记忆如何穿过家庭的血脉，最终汇入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保存之中。

申老前辈在序言结尾说，他以1953年8月1日的一篇手稿作为全书开篇。这个选择本身就充满意味。那条河，是他生命的坐标。三十年的青春、汗水、战斗和建设，都沿着察隅河展开；而这部用一生学会书写的回忆录，最终也让察隅河以文字的形式，流进了更多人的记忆里。一条河可以切开山脉，一个人的记忆也可以切开时间的“山脉”，让后来者伸手触摸到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这大概就是《察隅河》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力量所在。

（注：本文插图、视频来自《察隅河》一书和平台相关文章）

作者简介：

茂戈：本名陈茂兴，曾在军旅22年，转业前为西藏军区文学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作品一百余万字刊发于《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文艺报》《解放军报》《芳草》等报刊，著有长篇小说和诗集各两部。“雪域老兵吧”平台负责人。

作者：茂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