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湖北石首调关镇,一名区委工作人员拿着一张报纸,在街边找到了正在卖鱼的王光尧。报纸上刊登着一名解放军将领的消息,名字叫王尚荣。
工作人员满脸喜色地说:“王大叔,您儿子在青海当大官了!”
王光尧却愣住了。他的儿子明明叫王尚寅,小名“九斤”,什么时候变成王尚荣了?况且,这个儿子已经离家18年,家里人连他的下落都不知道。
消息传开后,王光尧哪还有心思做生意。他收摊回家,找来识字的女婿帮忙写信。老人一边回忆,一边慢慢说起儿子的往事。
信中写道:石首调关有个王尚寅,小名九斤,父亲叫王光尧。1931年,他跟随贺龙参加革命,此后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报纸上的王尚荣,是否就是这个多年未归的孩子?
信写到末尾,王光尧忍不住落泪。他托人问道:“王司令员,您认识王九斤吗?如果您就是他,请给家里回个信。”
这封信寄往西宁后,王家人天天盼着送信的人。大约一个月后,回信终于到了。纸上的内容很清楚:王尚荣正是当年离开调关的王九斤。
原来,王尚寅参加革命后改名王尚荣。多年南征北战,他从基层干部逐步成长为军队高级将领。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王尚荣在青海参与对马家军的作战和地方工作的开展,担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
父子重新取得联系时,王尚荣正肩负军务。王光尧虽然思念儿子,却也明白,前线工作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老人后来带着女婿前往西宁,路上先坐船,再换乘火车,辗转多日,才见到分别18年的儿子。
那次见面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父亲带着乡土特产,儿子简单问候几句,便又投入工作。王光尧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既心疼,又为他能在军队中担负重任感到欣慰。
1950年底,王尚荣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西北作战情况。组织上安排他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王尚荣出身贫苦,少年时代没有接受系统教育,这次深造对他来说十分难得。
得知消息后,他向贺龙汇报。贺龙鼓励道:“尚荣,好好学习,这是党中央对你的信任。”临行前,贺龙又提醒他,课程尚未开始,形势也已经稳定下来,可以回家看看,尽一尽做儿子的责任。
1950年12月7日,王尚荣带着妻子、女儿和工作人员回到调关。码头上,区里的干部和乡亲早早等候,许多人直接喊起了他儿时的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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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王尚荣遇见了年迈的父亲。他没有摆将领的架子,而是跪下喊了一声:“爸。”多年未见的父子,就这样在乡亲们面前相对落泪。
进屋后,他又见到了母亲。王家很快挤满了前来探望的乡亲,警卫人员担心人太多,准备劝离一部分人,王尚荣却摆手说:“都是乡亲,能来多少就接待多少。”
这次回乡,他住了几天。家里办起流水席,老人们向王光尧道喜,说他养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王光尧听得合不拢嘴,却没有把儿子当成可以炫耀的资本,只是反复念叨孩子在外面要保重身体。
临行前,王尚荣把身上的皮袄留下给父亲,又把从青海带来的羊皮大衣分给亲人,还给母亲留下100元钱。王光尧则买了几样家乡土产,嘱咐儿子转交贺龙,感谢这位老首长对他的关照。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相聚竟成了父子之间较为完整的一次团聚。
1958年,王光尧因病去世。当时王尚荣正在西藏前线,军务紧急,无法赶回,只能托弟弟料理后事,并寄回150元安葬费。父亲下葬时,他没能送最后一程,这件事始终压在心里。
1959年4月,王尚荣再次回到调关,专程为父亲扫墓。他和妻子走了八里山路,来到罗盘山墓地。祭扫结束后,他跪在坟前,含泪说道:“父亲,儿来迟了。”
这次回乡,他还拒绝了亲戚托关系进城工作的请求。他解释说,国家当时正调整城乡人口安排,城里的岗位并不好找,连自己的弟弟也不能随意带去北京。
王尚荣在家只住了几天便返回岗位。两次回乡,时间加在一起并不长,却留下了鱼贩父亲、报纸寻子、军人跪父等几个清晰片段。对王光尧而言,儿子没有常伴身边,却把最重要的岁月交给了革命和军队,这便是老人最看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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