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0岁,继兄比我大5岁,父亲出差后他清早敲我门,我装睡不理,第4天他却递来一份旧协议说:你爸在外面还有个8岁女儿
他敲第一下的时候我就醒了。
木门板被指关节叩了三下,不重,有点发闷,像有人拿筷子敲碗沿试声响。我睁着眼看天花板,上面有一道去年台风天渗水留下的黄印子,从灯座一直弯到墙角。
手机压在枕头底下,我摸出来瞄了一眼,六点零四分。天刚亮透,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是灰白色的,楼下有辆三轮车倒车的提示音在响,嘀、嘀、嘀,三声一停。
他没走。
站在门外又敲了两下,这次轻了一些,然后我听见他喊我小名:“敏敏,起了没。”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耳朵,装作没听见。装睡这件事我从小就会,小时候我妈来掀我被子我都能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呼吸装得又匀又长。这门隔音一般,他在外头站了得有半分多钟,我听见他脚底在地砖上挪了挪,又停住,最后拖鞋声往厨房那边去了。
我在被窝里吐了口气。
他叫郑建国,我喊他建国,不喊哥。他比我大五岁,我妈嫁进郑家那年我十二,他十七,个子已经窜到一米七八,站在院门口一句话不说,手里攥着一串钥匙,我跟我妈拎着两个蛇皮袋从桑塔纳上下来,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后来那些年我们也没怎么说过话,一个屋檐下,客客气气的,客气得像两个租房子的。
我爹走的是周二,坐早上八点二十那班大巴去省城,说是那边的项目要人盯,得去半个月。走之前他在院子里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了又打开,打开又拉上,翻来覆去检查了三遍,我妈往他包里塞了两罐自家腌的萝卜干,他不肯带,说火车上不方便,最后还是塞进去了。
“家里有事给我打电话。”他上车前撂下这句,车开出去二十米,又探出头喊,“建国,店里你多盯着。”
建国在门口应了一声,说知道了。
店是建材店,在镇上主街中段,门面不大,两间,一间堆货一间摆样品。我爹跑了十几年业务,前年才盘下来的,营业执照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可建国从装修到进货到看店,前前后后忙了三个多月。我爹拍着他肩膀说辛苦,建国就笑,说不辛苦。
那天我爹一走,家里就剩我、我妈、建国,还有我妈养的那只橘猫。橘猫叫元宝,天一热就趴在冰箱顶上不肯下来。
清早敲门是第三天开始的。头两天我当他有事,头一回是问我店里一个客户的电话,我迷迷糊糊给他翻出来念了;第二回他说我爹有份合同放哪儿了,我隔着门说不知道,他就走了。
到第三天,他还敲。
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六点出头,天刚蒙蒙亮,我爹又不在家,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天天早上来敲我房门。我跟我妈提了一嘴,我妈在厨房切土豆丝,刀在案板上笃笃笃地响,头都没回:“他是你哥,能有什么事,你想多了。”
“妈,他姓郑,我姓陈。”
“你这孩子。”我妈把刀一搁,“一个锅里吃饭十几年,还分这个。”
我没再说了。我妈这人,一辈子最怕家里不和睦,当初嫁过来也是因为怕我一个人跟着她吃苦,郑家有个男人能撑门户。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心里有数,她不说我也不问。
第四天早上,他又来了。
这次敲完就没走,我听见他在门外站着,过了会儿才开口:“敏敏,我知道你醒着,你屋里有动静。”
我不吭声。
他顿了顿,说:“有些事我得跟你说,关于你爸的。你起来,我在客厅等你。”
我听见拖鞋声远了,接着是客厅那把藤椅被压得吱呀一声。
我在被窝里又躺了能有十分钟。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那句“关于你爸的”。我爹能有什么事?他这人一辈子老实巴交,抽烟都只抽十块钱一包的,喝酒二两就脸红,最大的爱好是拿手机看钓鱼视频,声音开得老大,我妈骂他他也不改。
我起来穿了件外套,头发拿手拢了两把就出去了。
他坐在藤椅上,面前茶几上摆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边角磨得起了毛。茶几上还有一杯水,已经凉透了,杯壁上挂着一层水雾干掉的印子。
他看见我出来,把信封往我这边推了推。
“你先看。”
我坐他对面,抽出里面的东西。一沓纸,最上面那张是打印的,A4纸,下面几张手写的,字迹我认得,是我爹的,歪歪扭扭的,他写字一直那样。
我看了能有半分钟,抬头看他:“这什么玩意儿?”
“你自己看。”他声音不高,“我看过了,昨晚上翻来覆去看了一宿。”
那份协议是二〇一六年秋天写的,我爹的字,说他把镇上西街那间老屋,就是以前我姥姥留下的那间小平房,赠与一个叫郑小雨的人。底下附了张出生医学证明的复印件,姓郑,女,二〇一八年三月生。
二〇一八年三月。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那年我爹还在跑业务,经常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
“郑小雨是谁?”我问他。
他从信封底下又抽出一张照片,一张四寸的彩照,边角有点卷。照片上是个小姑娘,扎两个羊角辫,穿件粉色的棉袄,站在一个花坛前面笑,缺了颗门牙。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小雨。
“我前天翻店里的抽屉找进货单,翻出来的。”他说,“夹在你爸一个旧账本里,还有这个。”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收据,镇上邮政储蓄的汇款单,汇款人是我爹的名字,收款人是一个叫林秀芝的女人。金额是八百块,日期是每个月十号前后,那张是最近的一张,上个月十五号。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小姑娘眉眼之间,说不上来像谁,可那个鼻子,塌塌的,鼻头有点圆,跟我爹一模一样。
“林秀芝是谁?”
“我不知道。”他摇头,“我查了,镇上没这个人。汇款单上留的地址是邻县的,隔着四十多公里。”
我脑子嗡嗡的,手里那几张纸捏得皱巴巴的。我爹在外面有个八岁的闺女。这念头像根钉子扎进来,怎么想怎么不对,可白纸黑字搁在那儿,我爹的字,我爹的签名,我爹每个月汇出去的八百块钱。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前天晚上。”他看着我,“我没敢跟你妈说。”
“那你跟我商量?”
“你三十了,又不是小孩。”他把杯子端起来又放下,水没喝,“我一个当哥的,这事我拿不了主意。”
“你拿不了主意你天天早上敲我门?”
他没接这个话,把照片拿回去重新夹进信封里,说:“你先别跟你妈说,我想想怎么办。”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在我面前有点陌生。十几年了,他在这个家里一直是个不声不响的影子,吃饭坐最边上,吃完收自己碗,过年我爹给他红包他跟接了多大恩情似的,连声谢。我甚至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从来不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我反问他。
“先弄清楚这个林秀芝是什么人。”他把信封收进自己兜里,“钱我出,人我去跑,你只要别漏嘴就行。”
那天我没去店里,请了半天假。我在屋里坐着,越想越不对劲。我爹这人,你要是说他年轻时候在外面胡来,那还有可能,可二〇一八年他都五十了,一个五十岁的人,在外面生了个闺女?
可我仔细回想,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一八年那两年,他确实在外头跑得勤。那会儿建材生意好,他一个月在家待不了五六天,回来也是倒头就睡。我妈那两年身体不好,做了个胆囊手术,在医院住了九天,我爹就守了三天,说工地上离不开人。我妈还说没事,你忙你的,家里有建国呢。
家里有建国呢。
我后脖子忽然一凉。
当天下午我去了趟店里,趁建国出去送货,我把他平时用的那张桌子翻了。抽屉里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打火机、烟盒、一叠名片、两个没拆封的快递。最底下一层压着个塑料袋,里头是个旧手机,屏幕碎了一角,能开机。
我翻到通话记录,最近的一个是打给我的,再往下翻,一个号码存的是“爸”,通了十七次。还有个号码存的是“林”,只打过一次,通话时长两分四十一秒。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把号码记下来,出了店门,站在街边拨了过去。响到第五声,一个女的接的:“喂。”
我脑子一热,顺嘴说:“你好,我是快递的,有个件地址写得不太清,您是不是林秀芝?”
那边停了两秒:“我是,你哪家快递?”
“邮政的,您方便说一下具体地址吗,我下午给您送过去。”
她报了个地址,邻县一个镇上的村子,还说了句“你放村口小卖部就行,我下午去拿”。
我挂了电话,手心里全是汗。
晚上建国回来,我坐在客厅里等他。
“你给那个姓林的打过电话。”我说。
他换鞋的动作停了一下。
“你翻我东西了。”
“你翻我爹东西,我翻你东西,扯平了。”
他把鞋放好,走进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妈那屋的门,压着嗓子说:“我打电话过去是问清楚了,这个林秀芝,以前是在省城那边饭店里干活的,二〇一七年认识你爸的。”
“孩子呢?”
“孩子是她的,她说跟你爸没关系。”
“你信?”
“我不信。”他坐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可她一口咬死,我也没有办法。她说你爸每个月给她汇的钱是借的,不是抚养费,她有借条。”
“借条呢?”
“她说丢了。”
我在他对面站着,忽然想笑。丢了,借条丢了,人死无对证,我爹没回来,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信不信你爸。”他忽然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我爹在我心里一直是那个样的,抽烟十块,喝酒二两,看钓鱼视频声音老大。你现在跟我说他有这些事,我认不下来。
那天之后,建国又跑了两趟邻县。一趟是去村口小卖部问,一趟是拿着照片给村里人认。小卖部的老板说林秀芝这个人确实在,带着个闺女,在镇上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两千来块钱。村里一个老太太看了照片,说这孩子上二年级了,在村小念书,成绩还挺好。
第二趟回来,建国脸色不太对。
“那孩子,”他坐在藤椅上,搓了把脸,“眉眼跟你爸一模一样。”
我没说话。
“我远远看了一眼,放学的时候。”他说,“背个蓝书包,她妈来接的,个子到她妈腰那。”
“你去见林秀芝了?”
“见了。我说我是你爸的继子,来问问情况。她让我进屋坐了,给我倒了杯水,就是不松口,说孩子不是你爸的,钱是借的,借条真丢了。”他顿了顿,“我看了一眼她家,两间平房,收拾得挺干净,墙上有孩子得的奖状,三张。”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这回是真不知道,我看得出来。他坐在那儿,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像个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闷葫芦。
我爹是第十二天回来的,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天。进门的时候脸色挺好,还带了省城的酱板鸭,我妈在厨房热了端上来,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谁也没提这些事。建国坐在我对面,筷子夹着鸭腿,一口一口吃,跟没事人一样。
吃到一半,我爹忽然说:“建国,店里账上那个钱,你挪了?”
建国筷子一顿:“没挪。”
“那怎么少了两万?”
“进货压的,单子都在,你要看我去拿。”
我爹没再问,低头扒饭。
我看着他们俩,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建国跑邻县那两趟,油钱、给小孩买的东西、请人打听的烟钱,他没跟我提过一句。
吃完饭,我爹在院子里抽烟。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爸。”
“嗯。”
“林秀芝那边,你打算怎么弄。”
他夹烟的手停了一下,烟灰掉在水泥地上,散了。
他没看我,把烟抽完,掐灭了扔进垃圾桶,才开口:“你知道了。”
“知道了。”
“那孩子,”他说,“是我对不住你妈。可孩子没错。”
我站在院子里没动。风从门口灌进来,把他的裤脚吹得贴在小腿上。他老了,真的老了,头发花白,背有点驼,站在那儿像一根被风吹歪了的电线杆。
“你打算怎么办。”我又问了一遍。
“我不知道。”他说,“我本来想等我再干几年,攒点钱,慢慢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没睡着。快十二点的时候,手机亮了,建国发来一条微信,就一行字:你爸那个事,我想了想,孩子是无辜的,大人的账慢慢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回。
第十三天早上,六点零四分,他又敲了我的门。
这回我开门了。他手里拿着一份新的东西,两张打印纸,一份协议,上面写着每个月从店里分红里拿出一千二,存到一个户头里,户名是郑小雨,钱由我跟他共同监管,等孩子十八岁以后再说。
“这是我拟的。”他说,“你要是同意,咱俩签个字,我拿给你爸看。”
“我妈呢?”
“你妈那边,得你爸去说。”他看着我的眼睛,“敏敏,这事儿不能瞒一辈子。”
我在门口站了半天,接过笔,在那张纸上签了名。
签完字我才看见,他手指头上有两个水泡,是搬货磨的,他说是昨天下午卸了两吨水泥。他这个人,说话从来是这样,就说事,不多说一个字。
我签完把纸递给他,他接过去叠好放进兜里,转身往厨房走。
“煮了粥。”他说,“你吃不吃。”
我说吃。
厨房灶上果然煮了一锅小米粥,旁边摆着三个碗,我妈那屋的门还关着。他盛了一碗推到我面前,自己端着碗蹲在门口吃,一边吃一边拿手机看进货单。
粥煮得有点稠了,锅底结了一层薄薄的糊皮,我拿勺子刮着吃。
吃完我洗了碗,出门上班,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他正把我妈那辆电瓶车从棚里推出来,车座上落了一层灰,他拿袖子擦了擦。
到单位我给妈打了个电话,问她吃没吃早饭。
“吃了,建国煮的粥。”她在电话那头顿了顿,“你哥这几天怎么怪怪的,天天起那么早。”
我说,妈,回头有件事跟你说。
她问什么事。
我说不急,晚上回去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单位门口,太阳刚升起来,把对面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照得发白。我想起那个叫郑小雨的小姑娘,扎两个羊角辫,站在花坛前面缺着门牙笑。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早上要是他敲第三下我就开了门,后面这些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爸在外面那个闺女,到底该不该认,我妈知道了会怎么样,那一千二一个月到底能不能落着,我心里一样都没底。
你们家里要是有老人出过这种事,最后是怎么收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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