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王智涛因为一件喂马的小事，受到了上级批评。这件事听起来并不严重，却把他的性格暴露得很清楚：办事认真，要求严格，遇到看不惯的地方，往往当面指出，很少留情面。
那匹马刚干完活，驭手却没有及时添饲料。王智涛知道后，当场批评了驭手。他的理由很直接：“马也要吃饱，不能只让它干活。”在他看来，牲口关系到行军和运输，平时照料得不好，真遇到急事，队伍就可能吃亏。
问题在于，部队管理不只是讲道理，还要讲方式。上级认为，他批评下属时过于生硬，没有考虑对方的处境，也没有照顾官兵之间的相处分寸。王智涛对此一度并不服气，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替部队负责，怎么反而成了错误。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评价并非只出现过一次。抗大任职时如此，后来到八路军第129师任职，也有人说他“不随和”。话说得客气些，是性情严肃；说得重些，就是对下级太苛刻，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
在第129师第385旅担任参谋长期间，他对参谋人员的要求很高。文件起草得不合意，他常常退回重写。可退回时往往只说“不行”，具体问题讲得不多。下属改了几次仍未通过，他干脆拿过来自己修改。
这样做，事情也许办得快，却带来另一个后果。参谋人员没有从修改中真正掌握方法，只知道自己的稿子又被退回了。时间一长，大家见到他便格外谨慎，工作上的服从有了，主动性却少了。
教材编写时，问题更加明显。王智涛发现教授、教员的编排不够理想，往往不是提出意见让大家继续完善，而是亲自拿起笔来改。他确实有能力，也确实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别人没有得到锻炼，反而觉得他什么都不放心。
当时部队强调官兵一致，干部不能只在工作上发号施令，也要在生活中和大家接近。王智涛却把主要心思放在任务和标准上，工作之外很少主动联络感情。下属遇到困难时，他未必没有帮助，只是表达出来的方式，常常让人感到冷硬。
有人向师首长反映情况，意见集中在一点：王智涛办事可靠，但与人相处不够随和。邓政委曾提醒他，干部不能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应该和干部、战士多接触，只有彼此熟悉，队伍才容易形成凝聚力。
这番话对他的触动并不算小。王智涛后来回头检视自己，承认身上确实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他习惯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习惯亲自把事情做到满意为止。能力强本来是长处，可一旦不愿授权，长处就可能变成别人眼中的压迫感。
他还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名利地位”的看法，也带着某种执拗。看到一些昔日学员职务提高后架子变大，他心里不舒服，认为干部不该脱离群众。这个判断并非全无道理，但他有时把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反而使正常的人际往来变得紧张。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时他曾给过去的学员当副手。若只看资历和过去的职务，他未必愿意处于辅助位置；可他明白，对方长期在前线，熟悉部队、敌情、地形和实际作战，自己在这些方面并不占优势。
“他打过的仗比我多，听他的安排。”这种态度，说明王智涛并不是不能接受别人领导，而是过去太容易把工作标准和个人判断混在一起。认清差距以后，他能够把位置摆正，也愿意承认实战经验的重要。
严厉并不可怕，怕的是只要求别人，却不肯审视自己。王智涛的经历里，既有对工作负责的一面，也有处理关系欠妥的一面。那匹马、一份文件、几本教材，看似都是小事，却把一名干部如何对待下属、如何使用权力，清清楚楚地摆了出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实际工作中，他开始更多听取意见，也逐步接受由前线干部作出判断。那些曾经让他感到不顺手的分工，后来成为他重新认识自己能力边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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