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7年2月，北京，康克清整理完朱德遗物后，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去一封信。信里没有诉说家事，也没有提出特殊要求，而是把朱德临终前交代的三件事情逐项写明，末尾郑重注明：“请您审处。”
这几个字看似平常，分量却很重。朱德已经离世七个月，遗物如何处理、积蓄如何安排、留下的诗稿归谁，都需要组织作出决定。康克清没有擅自处置，而是把它们原原本本报告上去，这既是对丈夫遗愿的尊重，也是当时老一辈革命家处理家事的一种规矩。
信中第一件事，涉及朱德留下的钱物。朱德晚年生活十分简朴，工资除日常开支外，曾积攒下两万多元。他交代康克清，这笔钱不要留给子女，应当作为党费上交组织。
此外，他还有一件价格较高的虎皮大衣，平时很少穿，也一并交给组织处理。朱德的意思很清楚：这些东西既然来自组织和国家，就不应被家人当作私产留下。
第二件事，是他生病期间使用的物品。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恶化，组织曾为他专门准备病床和轮椅。朱德认为，自己去世后，这些物品不该闲置在家里，应当交还组织，转给更需要的人使用。
话说得朴素，却不简单。病床和轮椅本来就是供他治病、行动使用的，在许多人看来，留下来也无可厚非。可朱德并没有把照顾老同志的安排，理解成家庭可以长期占有的待遇。
第三件事，是他一生留下的诗稿。朱德写过不少诗歌，晚年还在整理和修改。临终前，他对康克清交代，若党中央认为有需要，可以把这些诗稿无偿提供出来，是否整理、出版，由组织决定。
这三件事，表面上分别涉及钱、物和文字，背后却有同一个原则：个人不能把职务和待遇带回家庭，更不能把国家给予的照顾变成子女的特殊条件。
朱德一生并非没有家庭负担。新中国成立后，老家亲属中有孩子来北京读书，一些亲属也需要帮助。家里人口较多，日常开销并不宽裕。即便如此，朱德仍不愿借自己的身份增加补助，更没有把亲属的困难变成机关的额外负担。
他的女儿朱敏曾回忆，父亲穿旧拖鞋，鞋底磨坏了也不肯立即更换；保温杯外壳裂开，就用胶布缠好继续使用。被褥、床单和毛巾，往往要等到实在不能用，才同意换新的。
这种节俭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朱德常提到牺牲在革命道路上的战友，认为自己只是幸存下来的人，既然还活着，就应当继续工作，不能把功劳变成享受的理由。
1974年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朱德已经八十多岁，仍主动承担一些外事活动。两位老战友长期并肩工作，朱德知道周恩来身体不好，便想替他分担一部分事务。有人劝他少操心，他只说：“恩来病了，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1975年7月11日，朱德前往北戴河休养前，专程见了周恩来一面。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仍关心老总的身体，叮嘱他到了北戴河好好休息。两人谈话时间不长，却都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朱德起初没有得到当面告知，后来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情绪受到很大震动。1月11日，他拄杖前往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向周恩来的遗体敬礼。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正常参加追悼会，只能在家中收看相关仪式。
老战友离去后，朱德的身体进一步恶化。1976年6月，他在一次工作活动中受凉，此后出现高烧和严重感染。即使病情加重，他仍惦记着工作。康克清劝他休息，他回答：“我的时间不多了，还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1976年7月6日下午，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料理后事时，康克清发现家中竟难以找到一套像样的衣服为他更换。遗物整理完毕，她才把那封信交给汪东兴，请组织核办朱德留下的三项遗愿。
汪东兴读完信后，如何处理这些钱物和诗稿，均按组织程序办理。信末那句“请您审处”，没有修饰，也没有铺陈，只留下一个革命者对公私界限的清醒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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