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山东一场胶东军事史讨论会上，周志坚听到一个说法，忽然愣住了：当年调任胶东军区第五师师长时，他同时还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这件事距任命已经过去四十年。周志坚当场回忆，自己当年只知道到胶东组建部队、担任师长，至于“兼任副司令员”，竟从未有人专门告诉过他。
“我怎么不知道？”这句带着诧异的话，恰好道出了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命令一层层下达，部队一支支整编，将领们最关心的是能否把队伍拉起来、能否在战场上站住脚，纸面上的兼任职务反而容易被搁在一边。
周志坚此前并不是普通的基层干部。抗日战争后期，他已在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担任副司令员。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中原军区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包围，部队奉命分路突围。
当时，周志坚承担的任务并不轻。他率第二纵队第十三旅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负责掩护右路主力行动。掩护部队往往最危险，既要牵制追兵，又要为主力争取时间，稍有迟疑便可能陷入重围。
激战之中，十三旅与上级失去联系，部队逐渐被打散，许多干部和战士倒在突围路上。周志坚后来回忆，那支从抗战烽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几千名战士没能走出中原，这是他多年不能释怀的一段经历。
1946年8月底，周志坚带着几名随员辗转抵达武汉，找到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的邝林。此时，中共方面正在设法收容中原突围失散人员，李先念也请董必武协助寻找失去联系的干部。
周志坚没有在武汉久留。他取得通行手续后，前往南京梅园新村，寻找中共代表团和董必武。一路上的危险与疲惫，到了见面那一刻才突然涌上来。多年战场生涯磨出来的硬汉，面对组织终于忍不住落泪。
南京的局势很快恶化。全面内战扩大后，和谈已难以维持，中共代表团部分人员撤回延安，周志坚也随队北上。抵达延安后，他最关心的仍是两件事：突围部队的下落，以及自己下一步去哪里。
彭德怀向他介绍了中原部队的情况：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部队进入陕南，建立豫陕鄂游击根据地；王树声率部在武当山一带展开斗争。周志坚听完后提出，自己希望到战事更激烈的华东去。
彭德怀问：“你不想到陕南工作吗？”
周志坚回答：“那里如果没有大仗，恐怕不适合我。”
这并不是轻视地方工作，而是周志坚清楚自己的长处。他熟悉部队指挥，也经历过恶战，愿意把经验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朱德得知情况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久，周志坚前往山东。那时交通条件极差，从延安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临沂，他走了一个多月。抵达后，张云逸负责接待，并准备安排他到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工作。
原先的设想，是让周志坚担任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他主动提出，自己对胶东部队情况不熟，文化和理论基础也有不足，担任统筹全局的职务需要慎重，希望从更具体的部队工作做起。
这个请求得到同意，他改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随后，胶东军区重建部队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
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曾抽调大批主力和干部开赴东北，原有建制受到影响。留下来的部队需要重新整合，既要补充兵员，也要重新磨合指挥关系。此时成立的第五师，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周志坚与南海军分区政委廖海光共同负责组建第五师。部队由胶东军区特务团、滨北军分区独立第一团、东海军分区独立团等力量改编而来。官兵有战斗基础，却缺乏大兵团作战经历，训练和整顿不能一蹴而就。
周志坚抓的不是名义，而是实效。干部配备、部队纪律、战术训练，每一项都要从头理顺。师长这个职务看得见，军区副司令员这个兼任却没有被他放在心上，战场上的实际任务占据了全部精力。
1947年秋，胶东军区主力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委。这支部队成立时间较晚，却在连续作战中迅速成长，逐渐从地方部队转变为能够承担攻坚任务的野战主力。
济南战役期间，十三纵投入攻城作战，俘敌一万余人。战后，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团获得“济南第二团”称号。周志坚还曾得到王耀武的佩枪，后来将其交给军事博物馆收藏。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就在部队不断扩编、转战和改称的过程中，那份关于“兼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的任命始终没有成为周志坚日常谈论的重点。
直到1986年，史料整理把这段被忽略的职务重新摆到他面前。对周志坚而言，这不是一次职位上的意外发现，而是战争年代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命令写在文件里，真正被记住的，往往是那些必须完成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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