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蜚声文坛的著名女作家,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戴厚英在家中被害,凶手竟是她故交的孙子,这一切都是为何?
时间回到1996年,这年7月,58岁的戴厚英听闻安徽老家发生水灾,不顾酷暑和年迈,匆匆赶赴安徽颍上县南照镇老家,捐上了自己呕心沥血积攒的4万元稿费。
随后,她更是冒着炎炎的烈日在安徽奔波了一个月,为家乡父老乡亲四处筹款。
见一切向好,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于8月25日清晨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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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她家的弟弟戴厚泉和妻子,为了让姐姐好好休息,约好晚上在家一块儿吃饭,便出去逛街,其19岁的女儿戴慧则留在家里。
下午3点半,戴慧的母亲打来电话,告知女儿他们吃过晚饭之后再过来。
晚上7时15分,戴厚泉夫妇高兴地满载而归,然门久敲不开,他们知道姐姐平时有点马大哈,就配了把钥匙放在吴教授家,于是就去他家取钥匙。
钥匙取来,打开房门一看,立时惊呆了,只见姐姐戴厚英倒在血泊中,夫妇俩顿时慌了手脚,戴厚泉惊慌失措地跑到吴教授家告急,说“吴老师,不好了,我二姐被杀害了!”
吴教授听罢大吃一惊,立即让妻子拨打110报警,自己则匆匆赶至戴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搭戴厚英的脉搏,看是否还有救,发现人已死亡。
忙乱中,门外有人告知:“快出来,保护好现场。”
房内的人都退至邻居家等候刑警,吴教授突然想起了戴慧,急切地问戴厚泉:“你的女儿呢?”
他哭着道:“也在里面啊。”
吴教授焦急万分地说:“那还不赶快进去啊,看还有救否?”
老实巴交的戴厚泉无奈地说:“现在不让进去啊!”
吴教授对他说:“那你快去叫公安局的人进去看看。”
此刻,派出所的民警已及时赶到,他们来到北间看后说:“血都从房间流到外面了,哪还有救?”
戴厚泉夫妇得知唯一的女儿也被害后,痛哭不止。
戴厚英遇害的消息,立刻见诸全国各家报纸,震惊了社会各界人士,甚至连美、英、法等诸多国家的新闻机构也争相报道了这起凶案。
警方勘查现场后,在客厅的橱门上和被害人戴慧的眼镜镜片上分别取到了清晰的指纹;在柜子的抽屉内觅到了一双带血的白纱袜及41码的“力度”牌鞋印,在客厅内的小桌子上有只带灰尘的杯子,里面有半杯白开水;房门没有撬、蹬的痕迹。
戴厚泉向警方哭诉说:“下午3时半曾打电话告知女儿,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桌子上的杯子是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
邻居向警方提供说:“当天下午3时50分曾见戴厚英从超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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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们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后分析推理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起熟人劫财案,目标可能是戴厚英,也可能是戴慧。
基于以上线索,警方内部出现了三种侦破思路:
一种观点认为重点在戴厚英亲属身上,她刚从老家捐款回家;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点是戴厚英的熟人,尤其是她的学生;
第三种观点认为重点应是戴慧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
随后警方兵分四路,分别对戴厚英老家、戴慧学校、戴厚英的人际关系以及居住地进行排查。
其它三路并没有什么收获,但在对其居住地周边排查时,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邻居反映,当日下午3时45分许,曾两次听到屋内有男女吵架声和女子的惨叫声。
另一位12岁的小女孩反映,大约是当天下午4时许,她在花园里溜旱冰时,曾看见一位圆脸、谢顶、络腮胡子、着红衬衣的中年人进入17号门。
但线索仅此而已,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呢?
侦破一时陷入了僵局。
戴厚英是全国著名的作家,案发后,上海市、公安部、中央政法委的主要领导对此案高度重视,纷纷指示务必尽早破案。
1996年9月3日上午,戴厚英的追悼会在上海隆重举行,来自四面八方的约400位各界人士参加,
戴厚英的女儿戴醒特意从美国飞回,在现场悲痛欲绝,当场晕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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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来参加追悼会的人都认为戴厚英性格直爽,快人快语,没有心计,为人正直,老作家萧乾所写的挽联最能概括她的一生,说她:“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案子的侦破工作一直在继续,但16天过去了,案件没有进展,上级天天晚上听汇报,全社会瞩目,侦查员们压力巨大,一筹莫展。
从美国匆匆赶回的戴厚英女儿戴醒,在其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三本日记,她逐字逐句细读,把怀疑的来往人中摘出54个名字在纸上,于9月13日交给了警方。
警方提出要细看日记本,但戴醒认为日记本记载着母亲的隐私,不愿对外公开。
戴慧的舅舅、长宁区委茅书记作了工作,晓以利害,警方保证只许专人看,决不外传,她终于顾全大局地交出了三本日记本。
警方专人仔细查看,字斟句酌,终于在第三天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在一页中只见戴厚英写道:“1996年4月25日,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锋,带来其爷爷的一封信,要我多多关心。陶锋本人是厨师,要求帮助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
警方突然想起在查阅戴厚英的来信中曾见到过有张便条,立刻翻出信件,上面写道:“我的孙子小锋在五角场工作,望多关照。”
文后署名李文杰,便条上还附有:陶锋,住宝山区呼玛一村。
侦查员迅捷赶往此地。
经查,陶锋系安徽临泉人,1974年1月27日生,春节至8月中旬一直在上海南京路、山西路口的“政通餐厅”打工,现已回老家。
据一位老乡反映,见他身上曾挂过一只“爱华”随身听,25日晚7时半来过,当晚11点坐去阜阳的火车走了。
政通饭店老板反映:陶锋圆脸、秃顶、络腮胡子、有红衬衣,这些特征与小女孩描述的完全吻合。
临泉厨师职校的老师也提供一个线索,他说:陶锋25日晚上回安徽后,曾打来传呼,告知与同学张玉飞一起在界首找到了工作,不回上海来了。号码是(0558)481544。
案件终于有了转机。
9月24日上午7时半,警方直扑安徽,并于深夜12点20分赶到安徽界首。
疲惫不堪的侦探们顾不上旅途劳顿,一大早就去查找电话号码,原来是界首邮局打出的,线索又中断。
陶锋的爷爷李文杰住在界首,为防止打草惊蛇,决定让安徽省厅的警探冒充陶锋的同学找他。
李文杰见孙子的同学前来,热情有加,告知孙子不在家,现正在昌盛宾馆打工。
警方为防止对象逃跑、行凶、自杀,决定冒充食客,以海货是否新鲜为由,4人来到昌盛宾馆厨房间,见一圆脸秃顶青年正在烧菜,特征与对象吻合,两名便衣如饿虎扑食,紧紧抱住猎物。
对方第一句就问:“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便衣答:“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对方一听一切都明白了,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瘫软。
侦查员让其打指纹,陶锋有气无力地说:“不用打了,戴老师是我杀的。”
侦查员当即在陶锋的裤兜里搜出了戴厚英的2000元钱和500美元存折,并在其宾馆的住处搜到戴慧的“爱华”随身听,又在李文杰住处的黑包内,搜出了大批的金银细软和所盗的零碎物品及一双“力度”牌黑皮鞋。
至此,震惊全国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被害案,经过21个日日夜夜的侦查,终于告破。
搜查完陶锋爷爷家的住所,陶锋被押至楼道口时,正巧遇上爷爷,他立刻跪下来悲痛万分地对爷爷道:“爷爷,我出事了。”
爷爷急切地问:“出什么事?”
他说:“我杀了人。”
爷爷问:“杀了谁?”
他说:“杀了戴老师。”
爷爷听罢顿时如五雷轰顶,两手握拳放于腰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愣怔片刻对孙子安慰道:“好好向政府交待。”说罢自己又突然向公安人员跪下恳求道:“希望不要将我的名字公开,否则我就无脸活下去了。”
此时正是中午12点,侦查员立即电告指挥部:“抓住了!”
上海的警方听到擒获凶手后,无不欢腾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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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正是戴厚英女儿奔丧后飞回美国的日子。上海警方上门通知她时,得知她已去虹桥国际机场,激动的侦探拉响警报,一路飞奔直冲机场,在机场候机楼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通知了戴醒,她听罢当场潸然泪下,是为母亲死于非命,更是为警方破案神速。
陶锋粗壮皮黑,中等身材,谢顶,络腮胡子,手大脚大。
在大量的证据和科学的鉴定面前,他深知无法抵赖,便一股脑儿地交待了作案的动机和全过程。
1996年春节,陶锋听说上海到处可以淘金,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但找了半天都不理想,回家探亲后,爷爷告知陶锋自己有位学生在上海很有作为,写了张便条让陶锋去找她。
另外,爷爷系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1947年曾参加学潮被国民党报纸通缉,他让陶锋请戴老师帮助查找一下这份报纸。
4月25日陶锋满怀希望按图索骥地找到了戴厚英家;戴厚英口头答应一定去问问,但又婉言自己是一介文人,恐怕难以如愿。
在上海打工期间,因上海餐厅的老板为了招上海人,无故解雇了他,他开始仇视上海人,看到上海人这么富裕,心态极为不平衡,最后想筹一笔钱偷渡到台湾去。
他向老乡借1万多元未能如愿,无奈之际,突然想到了戴厚英曾答应给他找工作。
8月25日下午3时20分,陶锋敲开戴厚英家的门,见戴慧一人在家,戴慧见是认识的老家人,就泡了一杯水,与之聊了起来。
其间戴慧的妈妈来过电话,说晚上不回家吃饭了。
戴慧返回客厅,调电视机之际,陶锋见其穿很短的裙子,遂起歹念,上去从背后掐其脖子,致昏迷后将她抬至北面小间内,又返回客厅翻箱倒柜。
4时许,戴厚英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发现陶锋在屋内,戴厚英惊讶地问:“你干啥?”
陶锋一时慌了手脚,惊慌中突然随手抓起一只香水瓶砸戴厚英,戴厚英与之反抗。
但毕竟年老体弱,不是对手,陶锋猛掐戴厚英的脖子,使其昏迷后,他又到厨房间抓起了菜刀。
戴厚英身受重伤,用尽力气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告诫他说:“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然而失去了理智的陶锋根本听不进去,又是一阵猛砍……。
在北间床上昏迷的戴慧被客厅里的响声惊醒,她果断地从门后抓起拖把。
见陶锋举刀而来,文弱的女孩毫不示弱,用拖把柄反抗,但19岁的少女毕竟不是壮年男子的对手,最终不敌。
陶锋脱下带血的衣服和袜子,清洗了身上的血迹,更换衣服后,卷起劫掠的钱物,慌忙逃逸。
9月17日下午3时半,陶锋被押回上海,虹口公安分局门口早已人群成墙,群情激动。
当嫌疑人陶锋从警车上押下来的一瞬,四周的镁光灯闪亮不止,人群簇拥,争相一睹这个可恶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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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陶锋被一审判处死刑。
他不服,提出上诉,随后其上诉被上海高院驳回。
1996年12月26日,陶锋被执行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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