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8月，甘肃兰州城防即将崩溃，马继援在撤退途中劝马振武离开西北。一个掌握着部队和交通渠道的军长，为什么要带走一名师长？更耐人寻味的是，马振武没有谈前途，也没有谈生死，只回了一句：“我没钱，就不走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玩笑，放在当时的西北，却有很强的现实意味。对马步芳集团中的许多人来说，离开大陆并不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兵，而是要依靠积蓄、关系和门路重新安排生活。马振武没有马步芳父子的财富，也没有把握在海外立足。
兰州战役前，西北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西北野战军长期在兵力、装备和补给上处于劣势，却凭借机动作战和群众支持，逐步扭转了战场形势。胡宗南部队在关中方向节节受挫，宁夏马鸿逵趋于收缩，青海马步芳便成了西北战场上最重要的对手。
马家军的优势，不只在骑兵多、行动快，也在于地方关系盘根错节。许多军官之间有亲属联系，部队内部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战时可以相互照应，败退时也常常优先考虑嫡亲和亲信。马振武虽是马步芳父子的远亲，又有作战资历，却并不是掌握财富和核心资源的人。
兰州的失守，正好把这种差别暴露出来。1949年8月21日，解放军发起兰州外围攻势，经过激战，于8月26日攻克兰州。马继援负责守城，马步芳却已经将注意力放在退路和财产转移上。城池一旦被突破，部队还能不能保住，已经不是个人意志能够决定的事。
马继援率残部撤离时，曾希望把一些重要军官一同带走。马振武作战经验较丰富，在马家军中有一定威望，带上他，对稳定队伍或许有帮助。于是，马继援劝他说：“跟我们走吧，外面总能找条路。”
马振武没有答应，只说：“我没钱，就不走了。”
这并不完全是推辞。马步芳后来经重庆转赴海外，靠的是多年积累的财产和既有关系；马继援也有家族背景，可以选择离开。马振武若随队出走，既没有足够资金，也缺乏独立谋生的本领。过去靠军队供养，一旦失去部属和地盘，所谓亲戚关系未必还能换来长期照应。
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战事已经到了尾声，继续携枪逃亡，目标明显；带着一群败军穿越西北，既要躲避追击，又要解决粮食和补给。对马振武而言，留下来未必安全，却可能比漂泊海外更有现实希望。
马继援离开后，将部分残余人员交给马振武。马振武一度打算返回西宁，让部队放下武器，重新做普通人。这个打算遭到不少官兵反对。有人担心过去与解放军交战，投降后会被追究；也有人不愿放弃手里的枪，认为还能凭借熟悉地形打游击。
队伍因此出现分歧。马英等人带走一部分人员，企图继续抵抗，马振武则选择接受解放军改编。此时西北大局已定，孤立部队没有补给，也没有外援，所谓长期游击，实际上很难维持。马英后来很快陷入困境，原有部队也被逐步解决。
马振武投降后，被送往西宁接受审查和学习。解放军对起义、投降人员采取分化处理，既看其过去经历，也看其是否继续危害社会。马振武熟悉马家军内部情况，能够说明部队关系和地方情形，因此一度被视为可以争取的对象，还曾进入有关和平工作的接触范围。
有意思的是，表面的转变并没有持续太久。根据相关历史记载，马振武后来与拒绝放下武器的旧部取得联系，试图利用自己曾经的身份煽动人员继续抵抗，参与组织数千人的武装活动。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一般投降人员的范围，属于重新破坏社会秩序。
事情败露后，马振武被捕入狱。至于他在狱中的具体死亡经过，流传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简单用一句“吓死了”概括。可以确认的是，他没有再回到部队，也没有实现所谓重新起兵的打算，最终死于被羁押期间。
马继援选择了离开，马步芳带走了财富，马振武则在“走”与“留”之间作出了一次看似寒酸、实则充满盘算的选择。那句“我没钱”，既是经济困境，也是败局之中一个旧军人对自身处境的判断。可惜的是，留下并不等于真正放下，身份和旧有关系最终又把他拉回了原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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