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8月2日上午，宁夏固原城门下，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的队伍刚刚进城，一位回族老人拦住了第一九一师政委陈宜贵，颤声问道：“你们是什么军队？”
陈宜贵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当年的红军。”
老人听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盼了13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这句话并不是一时激动。对固原百姓来说，1936年的红军西征，留下的不只是枪炮声，还有一套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规矩。
当年红军进入宁夏南部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结合当地情况提出禁入清真寺、禁食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等要求。部队借宿有规矩，买卖讲公平，对回汉群众一视同仁。
有的百姓给红军烧水，有的送来鸡蛋，还有人拆下门板给伤员铺床。红军停留时间并不算长，却让许多人记住了这支队伍。
红军撤离后，马鸿逵部重新控制固原。抓夫派差、重税盘剥接踵而来，曾经帮助过红军的百姓还要承担风险。13年间，固原人口由约7万人减少到4万人，许多家庭因此离散。
所以，1949年解放军再次出现在固原南面时，老人认出的或许不是军装，而是那种熟悉的纪律和作风。
但这声“回来”，是第十九兵团一路硬打出来的。1949年7月21日，解放军从乾县、礼泉一线出发，沿西兰公路向西追击。华北战场缴获的坦克、装甲车组成战车队，在西北战场上成为突破马家军防线的重要力量。
敌军并非没有准备。任山河至固原一带，宽约10公里，纵深约20公里，罗家山、鹦鸽嘴、哈拉山、黄帽山彼此支撑，堑壕、地堡和火力点层层相连。这里是宁夏南部的门户，守住它，便能拖住解放军进入固原的脚步。
有意思的是，敌军内部并不团结。7月24日，国民党方面在静宁开会部署防务，马继援指责宁夏部队保存实力，宁夏方面则反过来批评马步芳指挥失误。会议争吵了两天，原定的协同作战尚未展开，马鸿逵便命令卢忠良率部退守宁夏。
这次撤退，使任山河防线失去外围掩护，也给第六十四军留下了追击机会。
7月31日，第一九一师前卫第五七二团在镇原附近发现敌骑兵。连续追赶多日的解放军终于看见了对手，尖兵连立即加速。敌骑兵边打边退，留下尸体和战马，企图凭借骑兵速度甩开追兵。
他们确实跑得快。
可解放军没有停。
烈日下，战士们在黄土高原上急行军，前后追赶数十公里。敌骑兵以为已经把追兵远远甩掉，竟在村中停下吃饭饮酒。等解放军突然冲入村庄时，敌人连饭碗都顾不上收拾，仓促上马逃命，副连长孙大胡子当场被击毙，其余人员或被击伤，或举枪投降。
这次追击没有给敌军喘息之机。下午，第六十四军又在文家沟附近追上敌骑兵一部。敌人正在煮面，遭到攻击后争相过桥，一座狭窄木桥堵住了退路，不少人马坠入深沟，另有120人被迫缴械。
当天，第一九一师自拂晓起追击约55公里。骑兵的机动优势，被两条腿和严密组织抵消了。
追击很快转为攻坚。部队抵达任山河时，天色骤变，暴雨夹着冰雹砸下，黄土遇水变得黏滑，战士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力气。先头部队冲上南山主峰，后续兵力却被泥泞阻隔，攻势一度放缓。
这一停，并非胆怯，而是战场判断。陈宜贵和副师长孙树峰认为，部队连续强行军后立即冒雨猛攻，容易造成更大伤亡。军部随后决定调整部署，集中炮兵，准备以火力打开缺口。
8月1日中午，三颗绿色信号弹升空。第六十四军炮群开始射击，野炮、山炮和迫击炮连续轰击任山河、罗家山、鹦鸽嘴等阵地。炮火急袭15分钟后，步兵发起冲锋。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罗家山。第五七二团第三营连续攻击，伤亡不断增加，八连只剩30多人，机枪也几乎损失殆尽。机枪手王化兴手中的枪管连续射击后发红，他用冷水降温仍不奏效，情急之下以尿液浇淋枪管，机枪重新响了起来。
这不是传奇式的轻松取胜，而是靠一个个细节咬住阵地。突击队贴近敌军地堡，炮兵发射特制炸药包，炸开缺口后，十几名战士冲入敌阵，迅速夺下重机枪火力点。
下午5时，罗家山被攻占。随后，哈拉山、鹦鸽嘴和任山河相继失守，宁夏第十一军的防御体系被撕开。敌军撤退时，车辆、火炮、枪械、帐篷和伤员散落在道路两旁，固原城已无险可守。
任山河战斗持续约6小时，第六十四军歼敌5000余人，但也有364名指战员牺牲。他们长眠于宁夏彭阳县任山河烈士陵园。
8月2日，解放军进入固原。城门楼上，红旗迎风展开。那位老人抬头看着旗帜，周围群众端来茶水和馍馍，街巷里不断传出同一句话：“红军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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