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23日,山东曲阜孔府内宅偏院的一间产房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
从产房门口到孔府围墙,沿途设岗,进出人员的提篮和包裹都要经过查验,北洋政府派来军队在府中驻守,山东省省长屈映光与颜、曾、孟三氏奉祀官同时在场。
孔府里面,孔族中血缘最近的十二府长辈老太太被全部请来,在前堂西厢静坐监产。
产房内是孔令贻的侧室王宝翠,她的丈夫已经在三个月前病故于北京,产房外所有人都在等一件事:她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男是女。
当时孔令贻在临终前口述致书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逊帝溥仪,写明“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
而各房在漫长的等待中已经悄悄有过争嗣的动静,最后经官方斡旋达成过一个协议,如果王氏生女,就由南五府一个不到十岁的旁支幼童孔德同承袭衍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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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圣公这个封号从宋仁宗至和年间落到孔子嫡长孙一脉头上,期间经宋、金、元、明、清,到孔令贻这一代已承袭三十代,只传男系嫡裔。
王氏此前已生两个女儿,这一胎若仍是女儿,大宗就断了。
可偏偏王宝翠此时又是难产,孔府上下把能开的门都开了。
平日只有迎接圣旨和重大祭祀才启用的重光门被打开,曲阜正南门也开了,有人还在门角挂上写有“鲁班高八丈”的木牌,取抬高地势的意思。
折腾到巳时,产房里终于传出男婴的啼哭。孔府随即敲锣十三下,向外界通报:生的是男孩。曲阜全城鞭炮声四起,北洋政府在曲阜鸣放十三响礼炮,用的都是最高规格的礼仪。
孔德成出生十七天后,生母王宝翠因产褥热去世。他由嫡母陶氏抚养。满百日时,北洋政府正式封他为第三十二代衍圣公。
孔德成的童年没有普通孩子的自由,他五岁开始读书,两个姐姐和府医的儿子刘三元陪读,孔府聘了四五位教师,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兼及地理、历史、书法,另外还学古琴和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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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着私塾教师住在私塾里,日常起居并不铺张,用的甚至是鲁西南农家常见的蓝底白花土布床单。
但身份带来的规矩无处不在,客人来访,前上房的大案上要摆出文房四宝,写字本身就是接待礼仪的一部分。
十岁那年,他主持重修《孔子世家谱》,身着祭服到家庙和崇圣祠行三跪九叩礼,修谱人员依次向他作揖。
1930年嫡母陶氏去世后,业师王毓华接过了照料他起居和课业的担子。
如果沿着这条线走下去,孔德成的人生大概就是一个按部就班承袭爵位、主持祭祀的圣裔。但1935年,十五岁的他主动请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
而他的理由很简单:世袭封爵与共和政体不相合。
政府商议后,把衍圣公改为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仍旧世袭,但性质从封爵变成了职官。
同年七月,授职仪式在南京举行,孔德成以奉祀官身份继续承担祭孔之责。
延续近九百年的衍圣公封号就此画上句号,孔德成成了末代衍圣公,也是首任奉祀官。
1937年,日军逼近山东,曲阜即将沦陷。蒋介石命令驻兖州的孙桐萱部连夜护送孔德成离乡。孙桐萱当晚十点左右赶到孔府,要求孔德成在两个小时内收拾好随部队撤往兖州。
离乡之前,孔德成还利用日本人一时不敢闯入孔府的顾忌,将山东和北京一批来不及转运的珍贵古籍接洽到孔府掩藏。
随后他经武汉发表抗日宣言,辗转迁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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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他主持成立孔学会,组织学者召开讨论和宣讲会,讲论《论语》,把儒学研究与民族抗战的精神动员放在一起。
1949年4月,孔德成从美国辗转前往台湾,此后的人生重心逐渐从“奉祀官”转向学院。1955年起,他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兼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殷周青铜彝器研究”。
孔德成在台大教了半个世纪,学生回忆他上课只谈学问,下课对学生很好,会请穷学生吃面。
他懂美食,孔府的厨房底子让他对北方菜有本能的判断,下馆子时不吝给餐馆指点几道孔府家菜。
他擅书法,但不轻易动笔,学生摸出门道,请他吃饭喝酒,趁他酒酣再求字,他嘴上说上当,还是会写。
2008年10月,孔德成在台湾去世,那个出生时惊动了军队、省长的人,后半生更多被人称作教授,而不是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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