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东京,任芷芳守着一口油锅,天还没亮便开始和面。谁能想到,这位曾出身江南名门、嫁入盛氏家族的女子,竟会在异国街头靠炸油条谋生。她面对的不是一时窘迫,而是家族财富耗尽后的重新起步。
任芷芳祖籍江苏宜兴。她的曾祖父任道镕曾任山东巡抚,父亲任伯轩也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这样的家庭,重视学问,也讲究礼法。任芷芳从小接触诗词、书法、绘画和音乐,受的是典型的传统名门教育,却并不甘心把婚姻完全交给父母安排。
抗战时期,任家与盛家曾安排过一次不动声色的相亲。地点选在上海国泰电影院附近,任芷芳以为只是陪母亲外出,盛毓邮则在家人陪同下前来见面。双方没有正式介绍,年轻人之间的观察却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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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毓邮很快对任芷芳产生好感。任家父母看重盛氏家世,任芷芳本人却更在意两个人能否相处。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她才接受了这门婚事。名门联姻的外表之下,真正维系夫妻关系的,还是后来共同经历的风雨。
盛宣怀去世后,给后代留下了数目可观的财产。然而庞大家产并没有带来长久安稳。家族内部的挥霍、投资失误和生活奢靡,使财富不断缩水。盛毓邮的父亲盛恩颐尤其沉迷赌博,挥霍无度,盛家原有的产业很快被消耗殆尽。
有一次,家中传来房产被输掉的消息,盛毓邮的母亲受到刺激,身体每况愈下。任芷芳亲眼见过这个家庭从富贵走向衰败,也明白一个道理:依附祖产的生活,表面体面,根基却并不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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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毓邮后来回忆,父亲偶尔给他做衣服、请他吃饭,反而让他感到害怕,因为账单往往还要由自己承担。这句话听来带着几分苦涩,却也说明盛家已经不是旧日的盛家。所谓豪门,到了只剩名声时,日子便比普通人更加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盛毓邮夫妇对原有家产作了处理,并开始寻找新的生活出路。盛毓邮曾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等地谋职,但并不顺利。年过五十后再从头谋生,困难可想而知。
任芷芳没有选择离开。丈夫到日本寻找机会,她便带着坚定的态度赶去相聚。到了东京,她发现当地中式饮食并不丰富,许多中国人想吃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却未必找得到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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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就这样出现了。
她拿出仅有的积蓄,又典当了陪嫁物品,先从小规模早餐摊做起。面粉、食用油、炉火和摊位,每一项都要精打细算。她负责选料、制作和售卖,清晨忙到深夜,连家务也不肯放下。盛毓邮见她日渐消瘦,曾低声说:“是我让你受苦了。”任芷芳只回答:“日子是两个人一起过的。”
她做油条,最看重的是卫生和用料。面团发酵、油温控制、器具清洁,都不肯马虎。味道稳定,摊位整洁,顾客便一批批增加。街头小摊站住脚后,她没有停在原地,而是开始考虑更长远的经营。
任芷芳请来沪帮厨师,逐步推出酱猪蹄、明虾豆腐、红烧划水等中国菜肴。餐馆吸引了日本食客,也接待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对许多远离故土的人来说,一道熟悉的菜,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与故乡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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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扩大后,她仍保留着自己的原则。中国留学生来打工,尽量不安排他们做最辛苦的杂役;符合条件者,她愿意提供机会,并在待遇上给予照顾。她还组织京剧票友活动,为赴日演出的中国演员和工作人员提供便利。
从名门闺秀到街头摊主,任芷芳经历的并非传奇小说式的突然翻身,而是一笔一笔经营出来的结果。她懂得体面,也能放下体面;见过财富,也尝过贫困。餐饮事业逐渐发展,后来形成新亚大饭店等产业,财富规模重新扩大,任芷芳也由此被称为创造亿万身家的女主人。
据相关报道,她晚年接受采访时仍穿着旗袍,举止端庄。那身衣服没有遮住她早年的困顿,反而让人看见,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女性,如何在家产耗尽之后,把人生重新交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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