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丽悠 | 倾听不同的语言：从剪辑、音乐到表演

在 VITA SHORTS 2026 影展期间，电影剪辑龚丽悠（Liyo Gong）于10月13日在上海五角场万达影城带来了一场以剪辑为主题的工作坊，讨论其对纪录片及风格化影像的探索，并以其参与剪辑、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的短片《罗因斯审判》（Loynes‎）为例分享影片背后有趣的制作与剪辑故事。

工作坊结束后，凹凸镜DOC与龚丽悠继续展开对话，从多语言生活中的沟通，聊到电影剪辑中的声音与结构、DJ音乐与电影的异同、从剪辑台走向镜头前的表演体验等。对于龚丽悠而言，创作并不是将一套成熟的方法反复应用于不同作品。每一部电影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语言，而剪辑师的工作，正是不断寻找影像、声音、时间与人物之间恰当的关系。音乐与表演同样如此：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组织感受，让那些难以被语言准确描述的情感经验获得形式。

龚丽悠 | 倾听不同的语言：从剪辑、音乐到表演

从多语言生活到电影剪辑、DJ、表演，谈不同媒介如何承载难以言说的情感

采访/翻译/撰文：邓林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你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生活，什么语言最接近你所理解的母语？不同语言又会如何影响你对世界的理解与表达？

龚丽悠：我没有特别偏爱哪一种语言，因为我的生活本身就是由不同语言构成的。家人之间用中文交流，朋友间会说法语，跟我的爱人只能说英语。所以语言和事物本身其实是分离的：即使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某样东西，它依然存在，我需要找到用语言解释它的方式。

电影和音乐吸引我的地方，也恰恰在于这种抽象。有些感受是我在观看电影时真实体验到的，却很难准确地用语言描述，只能通过电影自身的语言来表达。音乐也是如此，而且它的表达更加抽象。电影和音乐都是基于时间的艺术，对于我来说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触及这种感官上的抽象。

比如，在我所出演的最佳影片《小世界》（Here，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遇见单元最佳影片）中，有一段我记不清如何指称某物，语言混乱了。我认为，在词与词之间确实会产生间隙。

《小世界》剧照

我曾在复旦大学学习过一年中文，也学习了汉字，这段经历让我对语言如何为世界命名有了不同的理解。英语、法语等表音语言更具功能性，书写时通过字符组合重现发音。而汉字则蕴含着象征性，其起源也与古老的自然观念相关，书法艺术也与绘画和诗歌相关联。尽管我的中文并不算好，但学习中文让我感受到，自己同时生活在两套截然不同的系统之间。

凹凸镜DOC：你提到相比于自然语言，有时候只能通过电影语言进行表达。你作为剪辑师，面对纪录片、短片和散文电影等不同类型的作品，通常是如何找到组织素材、建立结构的方式的？

龚丽悠：我生活在语言之间，一直都在翻译，小时候有时会帮我父母翻译一些法语。其实也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生活，总是在尝试翻译和建立联系。或许正如制作电影，也是将想法翻译为素材及至一部电影。

作为剪辑师，你不能完全依赖上一部电影的方法来完成下一部。每一部新的电影，你都必须完全重新发明它的表达方式。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刻，因为你又会从零开始，需要相信自己最终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已经奏效的方法并非就能再次进行套用，每部电影有不同的故事、形式和需要，你必须找到这部电影处理素材的方式、这部电影独特的语言。

以《青春》为例，影片中的声音与画面紧密联系，剪辑也依循时间的流逝展开。主人公们在工厂里的每一天都让他们更加疲惫，更加被体系所消耗。时间次序不能随意被调换，结构非常清晰。大约2000个小时素材，剪辑的时候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进行压缩，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每个留下的素材选择就是在重写电影。

而在散文电影中，结构是完全自由的，也非常抽象。没有时间流逝的感觉，画外音会将你带往其他的地方。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对我而言有趣的是，每一部电影都要求重新发明它自己的形式。

凹凸镜DOC：你刚刚谈到了声音与画面的关系。在具体的剪辑工作中，你通常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声音？你会先建立画面的结构，再逐步探索声音的可能性吗？

龚丽悠：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声音，每一个步骤都会处理声音。否则，如果我必须想象声音在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就无法真正体验眼前的电影，也很难对画面作出判断，因为画面不能脱离声音而独立存在。即使一部电影完全没有声音，沉默本身也具有意义，也会创造某些东西。譬如无声的画面，可能显得沉重、悲伤，也可能令人感到奇怪。

所以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剪辑就是在创造意义。因此工作时，我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意义，一套图像和声音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当然在剪辑初期，画面和声音的处理还不是非常精细，比较粗糙。有时我会先放入一些临时素材，以对场景有更好的概念，但它们最终会被替换掉。我需要大概感知到，这里的声音应该是嘈杂的还是静谧的，应该是硬切还是渐入或渐出。这些选择都会改变我看待画面的方式。

凹凸镜DOC：今年在欧洲的国际电影节上也有你参与的作品出现，比如《巴黎巴黎》（Paris Paris）和《巴黎夜话》（At Night），你是如何进入这些项目的？

龚丽悠：关于《巴黎巴黎》，我不是剪辑，而是被邀请再次出演。导演伊莎贝尔·托勒纳热（Isabelle Tollenaere）是比利时人，从朋友那里认识的，她想让我扮演一个小角色，一位医生。而另一部电影《巴黎夜话》，导演比阿特丽斯·吉布森（Beatrice Gibson）看过我两年前剪辑的电影《聆听声音》（Kouté Vwa），她问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西姆·让·巴蒂斯特（Maxime Jean Baptiste）剪辑师是谁，她想见我，于是我就这样认识了她。

凹凸镜DOC：再谈谈你的音乐语言。你同时是DJ厂牌HE4RTBROKEN的成员，当编排一组DJ乐曲时，你通常如何选择和排列曲目？这和电影剪辑有什么异同？

龚丽悠：对我来说，做DJ比剪辑电影轻松得多，因为它只涉及声音这一个维度。但两者的工作方式确实非常相似。我会思考借助这组DJ乐曲想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然后再思考如何的问题，思考用哪些音乐和素材来讲述它。接下来，我会调整曲目的顺序，设计不同曲目之间的过渡。有时候我会把一首歌曲放进来，因为我认为它作为过渡特别好。所以这和电影剪辑的工作是一样的，也很有趣。

《巴黎夜话》剧照

某种程度上，DJ于我来说是一种脱离电影剪辑工作的解放。因为电影剪辑非常缓慢，电影制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而工作的回馈非常滞后，要等到影片制作完成之后才显现，比如可能距离剪辑开始或者完成已经过去一年。剪辑的时候，感觉每天都被困在电影的这个时间，每天都在重复处理同一部电影，这种状态真的会让人抓狂。

而DJ却具有即时性，有即时的回馈。它关乎当下，十分自由，因为你此刻与人们同处一个空间，作为DJ打碟、播放乐曲、实时分享真实生活中的故事。肾上腺素飙升，你立即获得快感，感受这一空间中身体的能量。而电影剪辑距离人太遥远，而且向观众放映电影时，你可能也不会出现。

凹凸镜DOC：相比之下，DJ更具有自发性。不过我们也能在网络平台上找到你的DJ作品，这些作品是现场的，还是像电影一样经过反复编辑？

龚丽悠：录制乐曲组合是这样的，为电台录制并发布到线上，更像是声音或音乐剪辑。现场DJ是另一种感觉，你必须立刻作出判断，更加具有自发性。尽管如此，DJ录制仍然比电影剪辑更加具有自发性，因为即使我在录制乐曲组合，我也是自己做主，出于自娱自乐，完全自由。

电影剪辑不同，你需要对很多人负责。如何呈现影片中的演员或者纪录片中的主人公，也要与导演和制片人合作，所有这些层面都要考虑到。这是重大的责任，因为你想要寻找正确的方式，表达正确的内容。

录制乐曲只是为了娱乐自己，与电影剪辑相比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

凹凸镜DOC：你提到DJ和电影剪辑都是基于时间的艺术，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它们有哪些特质无法相互替代？

龚丽悠：我的父母原本希望我成为一名音乐家。但当我发现电影时，我感觉自己仿佛从一个维度进入了十个维度。音乐只是以声音作为媒介，声波通过空气抵达听觉，并引发某种感受。电影则不同，是所有艺术的综合，摄影、影像、音乐、戏剧、文学等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汇集在同一部作品之中。对我来说，这太疯狂了，因为它有太多的可能性。

凹凸镜DOC：你不仅从事剪辑，也曾在《小世界》等电影中出演角色。当你从剪辑师转变为演员时，原本的剪辑经验会影响你的表演吗？表演经历又让你的剪辑理念发生了什么变化？

龚丽悠：一开始他们找我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会很有意思，愿意尝试。因为我一直处于评价演员的这一端，有的时候我对他们很严苛，我会觉得某段表演不够好，甚至会对演员生气。所以我觉得需要亲自体验一下，也许我会更加理解表演。我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有剪辑的经验，应该就能避免同样的错误。因为在剪辑的时候，我通常能看出来什么是无效的。比如，知道什么时候显得刻意，什么时候眉毛动得太频繁，什么时候动作太快。

但当我真正开始表演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表演要求你当下就进入角色，保持动作和站位，记住台词，同时还得面对周围的整个剧组。同一时间，有太多的事情在发生。我不能像剪辑的时候那样思考，因为剪辑时对一切的思考可以超出必要的程度，像知识分子对细节进行反思。表演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思考的，必须忘记思考，做具身性的实践，这也是很有趣的经验。

我认为表演和剪辑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物的共情。剪辑时，你会尝试设身处地地对影片演员或纪录片主角进行思考：他们现在感受如何？此刻为什么难过或者开心？这句台词以怎样的速度说出来才显得自然？剪辑的最后你已经进入了角色，对虚构的人物能感同身受，他们真实存在于你的脑海里。只有这样，你才能如此投入剪辑，如此精准地获得对角色的理解。表演时，我自己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角色，尝试站在她的立场上思考她的感受和话语。虽然剪辑和表演有截然不同的难处，但这种对人物的共情是二者相同的地方。

凹凸镜DOC：这段表演经历是否也改变了你与导演和演员的合作方式？

龚丽悠：我知道表演很难，在体验表演后我也确信这很难。表演和剪辑的困难各不相同。在剪辑中，你可以一遍遍重复剪辑直至完美为止。你不断进行思考和尝试，拥有延长花在影片上的时间的奢侈权利。我认为剪辑师是花时间在影片上最多的人，远比导演还多。电影拍摄可能持续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而你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进行剪辑。而表演就在于当下，它必须发生在那个当下，失不再来。这是一种勇气，你必须在那一刻全力以赴。

凹凸镜DOC：你有计划之后继续尝试表演吗？

龚丽悠：实际上，巴斯·德沃斯（Bas Devos，《小世界》导演）拍摄了一部新电影，为斯特凡（Stefan Gota，《小世界》男主）和我写了小小的角色，故事和角色都与《小世界》不同。这只是他继续与相同的演员进行合作的一种方式，因为他喜欢再次与相同的演员合作。所以我其实只演了一部影片，而且这是一部最佳影片，这不是我的主要工作领域。我接受了与巴斯的合作，是因为我喜欢他的电影和他这个人，但我不认为我注定要成为一名演员。

首要任务是剪辑，因为这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激情所在。剪辑要求也很高，我认为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事情，必须非常努力。剪辑要花费很多时间，很难同时维持许多其他的事情，况且我已经有HE4RTBROKEN了。

凹凸镜DOC：在剪辑、音乐和表演这些不同的创作实践中，你最希望保留或传递的是什么？你期待观众从作品中获得什么？

龚丽悠：我想这也是我热爱这份工作的原因。每一部电影都是独特的，它们讲述的东西各不相同。但艺术创作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想要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合作过的一位导演曾经说过，艺术是唯一能够让情感穿越时间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关于艺术的定义。因为一方面它是主观的：我感受到某种情绪，于是能够认定眼前的东西是艺术。另一方面它也是历史性的：艺术是你把情感放进一件作品中的唯一方式，或许一百年以后有人看到它并从中感受到些什么，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每一部电影都传递着不同的情感，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观看同一部电影，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

我认为关键在于做这件事本身的美妙，让你坚持下去的东西是有点神秘的。我们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创作，想要分享或传递什么，也无法预先知道别人会如何回应作品。你并非在尝试传递某个信息，只是把真诚置于作品中，希望有人在观看或聆听时也能感受到某种真诚。

中文说“真善美”就是艺术。即使在后现代语境下，一切事物都相关，我们越来越难以明确界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但我仍然相信艺术的真善美。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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