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研究院发布的重点城市住房空置数据,一直是市场讨论的热点。报告显示,国内不少城市住房空置率已经突破10%,南昌更是以20%的空置率位居前列。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空置问题只出现在三四线城市,一线城市住房需求旺盛,应该不会出现大面积空置,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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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8年,我爱我家高管胡景晖就曾公开提到,北京六环以内有接近100万套“黑灯房”,这些房子既不出租,也不自住。
一边是大量房源闲置,另一边城市租金持续走高,不少年轻人、务工群体只能不断向更远的外围区域搬迁,通勤成本大幅增加。
燕郊、大厂、香河、固安这类环京片区,更是空置问题的典型区域。虽然没有官方权威普查数据,但市场普遍判断,这些片区的空置水平并不低。如果简单用新房去化周期判断楼市健康度,很容易被表面数据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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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谈论房地产库存,目光大多集中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掉的新房。但这只是狭义库存,真正庞大的存量,是已经卖给个人业主、散落在城市各个小区里的二手房。
新房完成销售,只是房源从开发商转移到购房者手中,并没有真正进入居住循环。很多房子买入之后直接空置,风险只是被分散,并没有被消化。
判断一个城市住房供需,不能只看新房供应,还要结合常住人口增长、存量住房总量、有效出租房源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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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并不存在住房绝对短缺的情况。大量毛坯房买入之后长期闲置,投资者不装修、不出租,单纯等待房价上涨。这就形成了非常突出的资源错配现象:大户型、高端豪宅空置率更高,而小户型、城中村房源反而更容易租出去。
如果在傍晚观察小区亮灯情况,这种反差会十分直观。刚需聚集的普通小区,入住率、亮灯率普遍更高;而豪宅片区,大量房屋常年无人居住。背后的根源,是房产资源分配和贫富差距。
有能力购置多套高端住宅的群体,本身居住需求早已满足,多买的房产更多作为资产配置。加上国内住房持有成本极低,空置并不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压力,不少人选择囤房观望,寄希望于房产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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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的情况和国内形成鲜明对比,房产税是抑制房产空置的重要抓手。以美国为例,各州税率有差异,平均房产税率大约1.4%。
一套价值50万美元的房产,不管自住、出租还是空置,每年都需要缴纳对应税费。高额的持有成本,倒逼业主必须把房屋投入使用,要么自住,要么对外出租,依靠租金覆盖持有成本,很难长期闲置囤积。
有人会注意到,1.4%的税率持续70年,累计支出大致相当于重新购置一套房产,和我国70年土地使用权刚好形成有趣的对照。当然这只是巧合,但底层逻辑相通:不存在永久无偿使用的土地,只是各国采用的收费、管理方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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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的作用,就是增加持有环节成本,倒逼存量房流动起来,提升住房资源利用效率。
上海试点的房产税,经常被拿来讨论,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现行政策只针对新增购房,2011年之前购入的房产,只要不再交易,就不用缴纳房产税。这就造成一种不均衡:早年已经囤积大量房产的持有者,长期享受免税红利;而之后新买房的群体,一旦面积超标或者购置二套,就要承担税费。
这种模式很难真正盘活已经沉淀的存量房源,想要真正调节空置、推动共同富裕,覆盖全部存量房产的持有税,才是长效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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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品房的闲置难题很难短期化解,而另一边,农村闲置老宅,正在政策引导下探索盘活路径。全国大约有7000万套闲置农房,这是一个估算口径,不同地区对空置的统计标准不一样,但足以说明农村闲置资产规模巨大。
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大量年轻人进城务工、定居,老家房屋慢慢失去居住功能。宅基地所有权归村集体,农户只享有使用权,按照原有规则,农房不能像商品房一样自由买卖,这也是大量老宅只能空置的核心原因。
长期空置的农房,还会持续产生隐性成本。屋顶漏水、墙体开裂、线路老化、院落荒废,不及时修缮,房屋价值会持续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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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单独出租,往往面临信息闭塞、客源不稳定、修缮资金压力大等问题,很难稳定变现。
2026年9月29日,国新办召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明确提出,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各地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经营等方式盘活闲置农房,帮助农户增加财产性收入。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配套提出,规范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同时严格管控宅基地,严查违规买卖宅基地、农房的行为。
武汉新洲区凤凰镇细李湾村,就是一个成熟的盘活案例。当地引入专业运营企业,统一承租32栋闲置农房,租期20年,房屋加固、改造、装修的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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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过程中,企业加固主体结构、修复墙体、做好防水,重新规划空间。参与出租的农户,20年租期合计可以拿到6万至8万元租金,对比过去村内私下转让2万元左右的价格,收益提升明显。改造之后,村庄配套共享菜地、休闲空间,一共吸引92名城市居民入住,房屋出租率达到100%。
除了长租旅居模式,还有差异化的发展路线。湖南常德武陵区丹洲乡,依托农宅合作社,把闲置农房改造为陶艺、绘画、雕刻等文创空间。
农房不再只是住宿载体,还承载手工艺创作、文旅体验,带动农产品销售、村民务工,让村集体、房主、经营者多方受益。当然,不是所有老宅都适合改造经营,交通、配套、房屋质量、区位都会决定能不能吸引客源,偏远、配套薄弱的农房,很难实现稳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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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政策放开的是合法租赁、合作经营渠道,不等于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这里有一条不可触碰的法律红线。《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户出租、出卖住宅之后,再申请宅基地,将不予批准。
《民法典》也明确,房屋租赁最长期限是20年,超出部分无效。市面上有些中介,会把长期租赁包装成买断、永久转让,用一次性大额付款吸引农户签约,这类合同存在巨大权属风险。
除此之外,实操中还有不少风险需要留意。很多老宅是多人共有、继承所得,没有厘清产权就签约出租,后续极易产生家庭纠纷。运营方改造房屋,不能随意改动房屋主体、变更土地用途,改造方案必须合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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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乡村文旅、民宿项目也存在市场风险,盲目跟风改造,遇上客流不足、淡季亏损,最终会损害农户和运营方双方利益。
后续各地还要完善权属核验、合同监管、纠纷调解机制,村集体做好协调,运营主体规范投入,农户守住知情权和选择权。城市海量商品房空置,源于资产持有、分配机制的矛盾;农村闲置农房盘活,则是在守住宅基地制度底线的前提下,唤醒沉睡资产。
同样是闲置房屋,两套完全不同的处置逻辑,也折射出城乡土地制度、住房属性的根本差别。城市存量房改革聚焦持有环节调节,农村老宅盘活,核心是在守住农民居住保障的基础上,让闲置资源有序产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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