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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北魏平城的晨间美味(下)『原创』
同样生活在一座城池,拂晓的餐桌,清晰地划开两种饮食传统。
鲜卑旧俗重乳肉,汉人传统重五谷。当然,这种划分不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定居平城数十年,胡汉百姓比邻而居,习俗互相浸染。不少汉人慢慢学着尝试酪浆,部分鲜卑家庭,也越来越多地吃下谷物蒸煮的饭食。只是族群旧习、家境贫富,左右着平城的普通人清晨碗中主要盛放什么。
需里要厘清一个极易混淆的概念:麦饭。
今天我们说起麦子,第一反应是面粉,做馒头、烧饼、面条。可在魏晋北朝,“麦饭”指的是整粒或者粗略碾碎的麦粒直接蒸、煮而成饭食,并非面粉制品。
上古中原为“粒食”传统,粟,即小米,长期是上等主食。小麦传入之后,磨粉技术普及需要漫长时间。直接蒸煮整粒麦子,口感粗粝,难以消化。所以汉晋时期,“麦饭豆羹”, 被视作底层农夫的吃食。
颜师古注解《急就篇》直言:“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平城大量迁徙而来的中原移民,很多家庭依旧保留粒食习惯。他们没有充足畜力磨面,只能把麦粒简单舂捣,蒸煮成麦饭。麦饭,是平城大量底层汉人家庭早餐、晚餐桌上的主角。
与之对比,粟米蒸出来的粟饭,口感更佳,却价格更高,寻常人家不能顿顿享用。
考古工作者对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人骨开展稳定同位素检测,从生物学层面印证了平城居民食物结构的复杂性:即便已经定居在都城之内,部分人群依旧保持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继承游牧传统,另一部分人群,以谷物为主要食用来源,农耕特征明显。
在胡汉杂居之下,平城的饮食结构既有融合,又存在清晰的分别。
墓葬出土陶灶、陶磨、陶碓模型也提示:有条件的家庭,拥有石磨,能将麦子研磨成粉,制作胡饼、蒸饼等面食,更多底层百姓缺少磨具,只能继续吃粗粝的麦饭。
于是在平城的拂晓,三种主食形态同时并行:贵族与市井摊贩加工的面粉饼食胡饼、普通农户蒸煮的麦饭和鲜卑家庭大量消费的乳肉。
同样一枚胡饼,命运也因人的家境而不同。
摊贩阿绍,烤胡饼是谋生手段。赶路的兵士、行商,一枚热胡饼,是一顿便捷廉价的早餐。《齐民要术》记录的髓饼,揉入骨髓与蜂蜜,厚四五分,广六七寸,肥美耐储存,那是供给贵族的吃食,普通市井百姓很少能够享用得起。
天光大亮,西市人流渐渐稠密。
阿绍的胡饼炉前往来之人越发多起来。
有鲜卑小吏,习惯买一枚胡饼,带回官署,就着自家带来的酪浆吃下。有汉地工匠,买饼之后,带回家中和麦饭、藿菜羹一同食用。远道而来的胡商,囊袋充盈,出手阔绰,一次性买下数枚胡饼,留给随行仆从路上充饥。
并非平城每一个人,清晨都能拥有热饼、热羹。
在这座光鲜都城的背后,粮食供给压力自定都之初便如影随形。
《魏书・食货志》记载,神瑞二年(公元 415),平城京畿遭遇大灾,粮食歉收,“京畿之内,路有行馑”,明元帝拓跋嗣甚至动过念头,想把整个朝廷迁往邺城,后来采纳崔浩的计策方,将最贫困百姓迁徙到山东各州“就食”,以此度过饥荒。
饥荒年代,寻常百姓,连麦饭都未必可以吃饱,胡饼与酪浆,当然更是奢望了。
都城之内,阶层鸿沟在晨炊当中赤裸裸地显现。
宫城中的帝王贵胄,晨起可以享用髓饼、乳酪,搭配鲜美的肉汤。中等人家,尚可轮换胡饼、粟饭、麦饭。底层贫民、流民,遇到灾年,只能靠野菜、糠麸果腹。同样一片拂晓天光,落在不同人的陶碗之中,滋味全然不一样。
不少后世写北朝饮食的文字,落入一种浪漫想象:以为平城人人皆可胡饼就酪浆,胡汉美食肆意享用。
史料与考古共同提醒我们:食物的选择权,牢牢地由家境掌定。
游牧带来的乳肉、西域传来的胡饼,固然风靡平城,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平民,很多吃食只是街头闻得到香气,却未必能常常放进自己碗中。
胡汉之间饮食的交融,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宏大故事,它发生在无数个平凡的时辰。
鲜卑兵士慢慢习惯,偶尔买一枚胡饼,代替风干肉作为早餐,汉家百姓鼓起勇气尝一口酪浆,有的能够接受,也有很多人始终无法适应乳类腥膻,市集之上,摊贩既卖胡麻烘烤的胡饼,也售卖中原传统的蒸饼。
族群的融合,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在锅灶与餐桌之上慢慢试探、取舍而实现的。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的成书虽略晚于平城时代,但书中记录的大量饼食、乳制品制作工艺,承接了北魏百年积累的民间技艺。透过这本书,得以回望平城街头阿绍胡饼炉当中飘出来的烟火气。
胡饼炉烘烤面饼,是西域草原传来的技法,麦饭,是中原长久延续的粒食传统,酪浆,承载拓跋鲜卑游牧岁月的记忆。三样食物,在平城同一个拂晓登场,“合作”构成这座多民族都城晨炊的色彩。
朝阳漫过平城的夯土城墙,坊巷人声喧腾起来。
阿绍手中继续翻转饼坯,胡麻焦香继续在空气里浮动。街头行人来去匆匆,有的怀揣酪浆皮囊,有的拎着麦饭陶盆,手里攥着温热胡饼,奔赴各自一日的劳作。
认识一座伟大都城,不只能靠朝堂诏命、战争征伐。它的历史,藏在黎明的炊烟里,藏在市井摊贩的胡饼炉边,藏在平民百姓的一碗晨炊之中。
胡饼、酪浆、麦饭,三样寻常吃食,背后是族群相遇,是贫富分别,也是平城百年烟火中的本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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