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该炸掉”？让西安居民痛恨的三门峡大坝，到底是壮举还是败笔

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工程，为何会让关中一带的一些居民耿耿于怀，甚至招来“早就该炸掉”这样的气话？它究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壮举，还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败笔？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盯着结果。我们需要回到黄河本身，回到那个急于改变国家面貌的年代，看看这座大坝是怎样被设想、被建造，又怎样被一次次推倒重来、反复改造的。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一直是这片土地繁荣的重要源泉。可它同样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因此有了“中国之忧患”的称号。千百年来，无论是自然形成还是人为造成的大洪水，都曾吞噬数十万人的生命，下游百姓对它又敬又怕。

这条母亲河的脾气确实难以捉摸。据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多达1590次，大改道也有26次。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为阻止日军夺取郑州、进攻武汉，国民政府下令扒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日军的作战计划虽然被打乱，河南、皖北、苏北等地却有80余万百姓被淹死，千百万人背井离乡。

1946年，花园口堵口工程开工，次年完工，黄河才回到今天人们熟悉的河道上。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被当作头等大事。

把这条“忧患之河”置于人的控制之下，成为新政权急于兑现的一项伟大成就。三门峡工程由此诞生，承载着几代人的治水梦想。

然而，治黄首先绕不开泥沙。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这些泥沙来自黄土高原。

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土壤却是世界上最容易被侵蚀的土壤之一。连下几天雨，就可能引发十几处泥石流，大量泥土顺着沟壑一路冲进河道。

对下游农民来说，泥沙堆积出了肥沃的华北平原。可黄土高原送来的“好东西”也会过了头。

土壤极易流失，一点雨水就能引发汹涌的泥石流，冲毁农田，农民便种不出粮食。黄河水患最惨痛的后果正在这里：大量死亡不仅来自洪水本身，还来自洪水过后的饥荒。

泥沙同样让修坝的工程师头疼。任何一座水库建在黄河上，都要面对泥沙不断吞噬库容的问题。

泥沙进得来、排不出去，水库就会一天天变浅，最终真的可能被整座填满。在黄河上筑坝，难点从来不在于能不能把坝体立起来，而在于怎样让它不被泥沙“活埋”。

打黄河主意的并不只有中国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就计划在黄河上筑坝，三门峡一带是首选地点。由于战败，他们始终没有动手。

这对他们反倒是件幸事：即便真的开工，也会因严重的淤积而失败。从日方留下的文件看，他们显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1949年以前，也有美国人考察过这一带。他们认为三门峡非常适合修建发电大坝，但泥沙和洪水会让这样一座大坝难以长期维持，除非先解决上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1942年，美国土壤保持专家沃尔特·罗德民曾在当地做试验，种草植树，修建“土坝”，后来美国政府出于预算等原因终止了项目。

离开之前，美方留下建议：任何黄河大坝都应以防洪为主，而不是发电；若要最大限度发挥防洪作用，坝址应选在三门峡下游约100公里的八里胡同一带。这个思路有它的道理，因为治黄的首要任务本来就是让下游免遭水患，发电只是附带的收益。

大约十年后，新中国政府确实研究过修建八里胡同大坝，希望借此获得更有力的防洪能力。但这样一来，山西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将完全暴露在黄河洪水的威胁之下，省政府明确表示反对。

可见，坝址放在哪里，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背后牵动的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切身利益。

与此同时，新政权最急于推进的事项之一，是让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在黄河上筑坝、获取清洁电力，正是其中重要一环。1954年，中方邀请一批苏联顾问评估在三门峡修建大坝的方案。

既要防洪，又要发电，两个目标从一开始就被捆在了同一座大坝上。

围绕这个方案，国内并非没有不同声音，水利专家黄万里就提出过与主流设计不同的意见。工程推进过程中，决策者也做了一些保守安排：水库蓄水位并没有一步到位，而是先保持在325米，更高的设计水位要到1967年以后才实施。

没过几年，局势急转直下，证明这种保守的考虑是对的。

到1960年，大坝基本建成，水库开始蓄水，问题随即接踵而至。从1960年底到1962年中，约有15亿吨泥沙涌入水库，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估。原本只停留在纸面上的淤积风险，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摆在眼前的现实，而且来势之猛，让设计者措手不及。

到1964年，水库库容已从98亿立方米降到57.4亿立方米，损失超过三分之一。更糟的是，泥沙堵住了黄河支流渭河的河口，河水倒灌，淹没了大片良田，又渗进地下水，农民既种不了粮，也失去了干净的水源。

渭河下游正是关中平原，西安一带民众的怨气，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里。

问题的根子之一在泄水口。三门峡的泄水口设得偏高，相比之下，后来修建的三峡大坝在坝体不同高度设有三层泄水口。正因为泄水口位置过高，进入水库的泥沙有六成以上被截留在库中，排沙能力远远跟不上来沙速度，淤积只会越积越多。

政府此前大力宣传的发电能力，这时只能为治沙让路。在征询技术人员意见后，1964年当局批准在大坝北岸增建两条隧洞，并把原本用于发电的四根钢管改作排沙之用。这是一种无奈的取舍：保住水库、保住上游的土地，比多发几度电要紧得多。

但第一轮改建远远不够，泥沙已经淤满了半座水库，必须动更大的手术。1969年，三门峡迎来了更为彻底的第二次改建：一是把泄水口从300米降到287米；二是采纳黄万里的建议，将施工时的导流河道永久化，重新打开施工期间封堵的泄水孔。

这两项改造大大削弱了发电能力，却明显缓解了淤积。

到1973年，三门峡大坝开始按照正常的周期方式运行，大致形成了一套与泥沙共存的调度办法。经过十多年的折腾，中国工程师从这座大坝身上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并把它们用到了后来的大坝建设中。三峡大坝分层设置泄水口的做法，就能看出这份教训的分量。

如今，三门峡控制的流域面积占黄河总流域面积的92%，为下游居民提供了有力的防洪保障。在中国历史叙述中，它至今仍备受肯定。它的建设过程展示了兑现超大型复杂工程承诺的艰难，也体现出推动工业化的决心，以及在工程出错后加以修正的决心。

所以，一座大坝，两种声音。下游百姓记住的是水患被驯服、家园得以安宁，这是“万里黄河第一坝”的荣光；渭河两岸的民众记住的是良田被淹、地下水被污染，这是他们实实在在承受的代价。两种记忆都是真实的，谁也无法简单抹去另一方。

涉及多方利益的决策很难，即便借助科学和工程，前路也未必清晰。科学本身不会直接告诉人们该怎么做，它也并非完全中立，总要由人来解读。

事后有人断言“科学早已证明大坝应该优先满足某个目标”，仿佛答案一开始就摆在那里，可现实并非如此。

真实的情况是，决策者必须权衡取舍，必须作出判断，也必须接受犯错的可能。回头审视，与其苛责当年修建大坝这件事本身，不如反思先按发电目标优化、事后再被迫妥协的思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需要一个有能力统筹全局的主体来作这种决定，因为平衡并满足各方不同诉求，本身就是政治的核心。

三门峡大坝既不是纯粹的壮举，也不是彻底的败笔。它从“中国之忧患”的治理梦想中诞生，在泥沙的教训中被迫改造，又在反复修正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西安居民的怨气，不必回避；对它护卫下游的功劳，也不应抹杀。它真正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复杂工程与复杂利益的深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