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成龙某渔业公司诉泰某有限公司、中国某保险（集团）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船舶碰撞损害纠纷中的责任认定和诉讼时效

荣成龙某渔业有限公司诉泰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某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船舶碰撞损害纠纷中的责任认定和诉讼时效

风险提示

本案系一起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该类案件通常时间跨度长，所涉人员众多，可能衍生其他事由纠纷，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以及是否有引起诉讼中断的情形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海商法》第261条和第267条的规定，原告必须自碰撞事故发生之日起的两年之内提起诉讼，请求人申请扣船的，时效自申请扣船之日起重新计算。同时时效中断仅限于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无撤回起诉、撤回仲裁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的情形）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三种情形，超过诉讼时效将丧失胜诉权。

案件信息

1.裁判文书字号

（2022）鲁72民初1448号、（2023）鲁民终1109号

2.当事人

原告：荣成龙某渔业有限公司

被告：泰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某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裁判要旨

1.根据《海商法》第169条的规定，互有过失责任的船舶碰撞，各船过失程度的认定，决定了船舶所有人等责任主体的责任承担份额。关于过失构成及其比例分配，需要根据《民法典》和船舶碰撞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结合行政主管部门对碰撞事故的调查报告和庭审查明事实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2.根据《海商法》的规定，有关船舶碰撞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自碰撞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互有过失的碰撞中超比例赔偿船舶追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其连带支付损害赔偿之日起计算。船舶碰撞事故可能衍生出的海滩救助、共同海损和油污损害等纠纷，也都有特定的时效期间。

基本案情

“鲁荣渔58××2”轮，船舶所有人为龙某公司；“D×××”轮，船舶所有人为泰某公司。2017年11月28日，“D×××”轮与“鲁荣渔58××2”轮发生碰撞事故，2017年12月8日，龙某公司申请韩国光州地方法院顺天法庭扣押了“D×××”轮。2017年12月11日，龙某公司与泰某公司签署《协议书》，一致同意泰某公司通过中某保公司向龙某公司出具人民币1000万元担保函，作为龙某公司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遭受的所有损失的担保。

2018年2月25日，威海海事局出具《“威海11·28”“D×××”轮与“鲁荣渔58××2”船碰撞事故调查报告》。10月31日，威海海事局又出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调查组认定，“鲁荣渔58××2”船应对本起事故承担主要责任，“D×××”轮承担次要责任。

龙某公司提交黄某造船有限公司出具的《鲁荣渔58××2#船工程修理项目结算单》载明，进出坞费、修换拆装加固绞车3排多台等共计34项，合计人民币4868810元。该结算单未载明日期。

2018年4月9日，青岛富某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代表泰某公司，对“鲁荣渔58××2”号渔船受损及修理进行了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根据该检验报告并且结合修理项目结算单，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4月7日出具《“D×××”轮与“鲁荣渔58××2”轮宣称的碰撞责任及损失鉴定报告》，鉴定报告认为，通过责任分析和责任分担，“D×××”轮应承担34%的总碰撞责任，“鲁荣渔58××2”号渔船应承担66%的总碰撞责任；“鲁荣渔58××2”号渔船总修理费用、服务费和渔期损失费共计1753820.14元。

2019年11月19日，龙某公司向泰某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龙某公司与王某文于2019年11月1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龙某公司将因船舶碰撞事故向泰某公司索赔权益全部转让给王某文。2020年1月16 日，本院受理王某文以受让人的身份对泰某公司提起的船舶碰撞纠纷诉讼，2020年3月24日，王某文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王某文撤回对泰某公司的起诉。2020年7月27日，龙某公司与王某文签订《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于2019年11月1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王某文将该债权返还给龙某公司。

龙某公司提交其法定代表人田某松与徐某龙律师于2022年1月14日和2022年1月20日两段谈话录音，主要内容为双方商谈赔偿问题，田某松称其来找过徐某龙律师四次，期间在法院也探讨过时效问题，并且田某松还被关押不到两年的时间，基于上述原因，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就碰撞事故赔偿问题进行谈判，未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龙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泰某公司赔偿龙某公司船舶修理费4868810元，渔汛损失6000000元，船舶贬值损失8368384元，合计19237194元的65%即12504176.10元及利息损失；（2）判令中某保公司在1000万元范围内连带赔付龙某公司的上述损失；（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泰某公司辩称：一是龙某公司对泰某公司享有的任何债权已经转让，无权就已经转让的债权向泰某公司主张权利，应驳回其起诉。二是龙某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丧失胜诉权，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三是龙某公司所属的“鲁荣渔58××2”号渔船可能获得赔偿款已被法院依法冻结，泰某公司不得向龙某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四是“鲁荣渔58××2”号渔船在碰撞事故中至少应承担66%的碰撞责任。五是龙某公司的索赔没有依据，就涉案碰撞事故，泰某公司向龙某公司支付的金额不应超过人民币216298.85元。六是中某保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驳回龙某公司对中某保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中某保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泰某公司的答辩意见。

裁判说理

争议焦点：（1）龙某公司将因船舶碰撞事故向泰某公司索赔权益全部转 让给王某文是否合法，龙某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2）两船碰撞的责任比例如何认定，是否应当以威海海事局出具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为准；（3）龙某公司因船舶碰撞事故发生的各项费用损失是否成立及相应金额；（4）龙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5）中某保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青岛海事法院认为：

一、龙某公司将因船舶碰撞事故向泰某公司索赔权益全部转让给王某文是否合法，龙某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

《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该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债权转让是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受让债权人转让的债权后，取代原债权人成为新的债权人，原债务人向受让人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龙某公司与案外人王某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碰撞事故导致龙某公司产生船舶修理费4868810元、船舶营业损失约为612万元索赔权益全部转让给王某文，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泰某公司委托代理人于2019年12月2日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即案外人王某文受让龙某公司转让的债权后，取代龙某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即泰某公司自 2019年12月2日起应向受让人王某文履行赔偿义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龙某公司于第一次庭审后提交龙某公司与王某文于2020年7月27日签订的《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于2019 年11月1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王某文将该债权（保险赔偿款以及向D×××轮船东所有的索赔权益）返还给龙某公司，由龙某公司继续享有有关涉案两船的所有债权。泰某公司以从未收到过解除债权转让通知为由而抗辩称该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对其不应发生效力，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推翻上述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并且龙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军律师于2023年5月22日将上述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发送至本案证据交换微信群中，泰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龙律师于2023年6月15日对该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向本院出具书面质证意见，视为泰某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收到龙某公司与王某文于2020年7月27日签订的解除债权转让协议。

本院认为，龙某公司与王某文签订的解除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转让的标的并非依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对债务人的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协议本身也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故债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有效。泰某公司通过本案证据交换及质证程序，应当知晓解除债权转让的事实，从而该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对泰某公司发生效力，故龙某公司在本案中依据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享有索赔的权利，是本案适格原告。

二、两船碰撞的责任比例如何认定，是否应当以威海海事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和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为准

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避碰规则》）第1条的规定，涉案船舶均属于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威海海事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和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关于涉案船舶碰撞的责任认定符合《避碰规则》的规定，报告作出的责任认定结论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4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龙某公司未提供证据推翻公文书证中的记载，其提交的对调查报告提出的异议及重新认定事故责任申请书，仅为其单方陈述意见，不足以推翻公文书认定的事实，故本院对龙某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两船碰撞责任比例的认定，应当以威海海事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和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为准，即“鲁荣渔58××2”船应对本起事故承担主要责任，“D×××”轮承担次要责任。关于两船碰撞的责任比例，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通过责任分析和责任分担出具鉴定报告结论为“D×××”轮应承担34%的总碰撞责任，“鲁荣渔58××2”号渔船应承担66%的总碰撞责任，该结论的作出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且与威海海事局的认定结论相符，本院对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碰撞责任比例予以认定。

三、龙某公司因船舶碰撞事故发生的各项费用损失是否成立及相应金额

龙某公司提交“鲁荣渔58××2”号渔船修理项目结算单欲证明“鲁荣渔58××2”号渔船遭受碰撞后的维修项目及费用，但是该结算单并未载明修理时间及结算单的出具时间，无法证明结算单记载的修理项目与涉案船舶碰撞事故的关联性；且该结算单经与青岛富某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鲁荣渔58××2”号渔船受损及修理出具《检验报告》相比对，结算单所载明的“修换拆装加固绞车3排多台”等部分项目并未体现在《检验报告》中，故本院对龙某公司提交的结算单所载的维修项目及费用不予认定。

龙某公司提交多份捕捞收入证明，欲证明碰撞事故发生时与“鲁荣渔58××2”号渔船相当的渔船在同时期海上作业的收入情况。经审查，龙某公司自行出具的《捕捞收入证明》应认定为其单方陈述；荣成渔业协会出具的《捕捞收入证明》落款显示的出具方为荣成渔业协会，但仅有“刘某”个人签字和手印，无荣成渔业协会盖章，无证据证明“刘某”的身份以及与荣成渔业协会的关系，且“刘某”未出庭作证；东港金某渔业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捕捞收入证明》盖有公章和“田某星”签字，“田某星”未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某”“田某星”均未出庭作证，且证明中所提及的渔船，其船舶大小、载重、捕捞区域、作业方式、作业时间、收入情况等因素与“鲁荣渔58××2”号渔船是否相当、是否具有可比性均无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10条的规定，渔汛损失属于船舶碰撞案件中渔船船东的举证责任范围，龙某公司应提供证据证明“鲁荣渔58××2”事发前三年的平均净收益，其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渔汛损失的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青岛富某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鲁荣渔58××2”号渔船受损及修理进行了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列明“鲁荣渔58××2”号渔船的船损项目、修理项目等，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根据青岛富某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并且结合修理项目结算单，通过责任分析和责任分担，得出“鲁荣渔58××2”号渔船总修理费用和服务费1121320.14元，渔期损失费为632500元，共计1753820.14元。根据该评估数额结合焦点二认定的碰撞责任比例，泰某公司就“鲁荣渔58××2”号渔船在碰撞事故中的损失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596298.85元，再扣除泰某公司已经支付的现金担保38万元，最终应付金额不应超过216298.85元。

四、龙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泰某公司抗辩称龙某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龙某公司主张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1）其与王某文于2020年7月27日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之日至2022年4月17日起诉之日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2）其法定代表人田某松因承担刑事责任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未及时参与事故调查及维权追偿；（3）通过谈话录音可证明田某松与泰某公司代理人进行多次谈判，但未达成一致意见，龙某公司从未放弃主张权利。

《海商法》第261条规定，有关船舶碰撞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两年，自碰撞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法第169条第3款规定的追偿请求权，时效期间为1年，自当事人连带支付损害赔偿之日起计算。《海商法》第267条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但是，请求人撤回起诉、撤回仲裁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的，时效不中断。请求人申请扣船的，时效自申请扣船之日起中断。自中断时起，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于2017年11月28日，龙某公司于2017年12 月8日在韩国申请扣船，故时效自2017年12月8日起中断，自2017年12 月8日韩国扣船之日起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于2019年12月8日届满。

关于龙某公司主张的时效中断的理由，本院认定如下：（1）王某文以受让人身份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前提起涉本案船舶碰撞纠纷诉讼，但在诉讼过程中撤回起诉被裁定予以准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请求人撤回起诉的，时效并不中断；龙某公司主张以2020年7月27日《解除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起算点，本院认为，《海商法》关于船舶碰撞赔偿时效条款中“有关船舶碰撞的请求权”指因船舶碰撞而产生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对船舶碰撞请求权这项权利的时效期间及其起算点的规定，该权利的转让或返还对时效不产生影响，故龙某公司主张解除债权转让作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起算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田某松个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并不影响龙某公司作诉讼主体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该事实不构成龙某公司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3）田某松就赔偿事宜多次与泰某公司代理人进行谈判，未达成一致意见，龙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泰某公司同意履行义务，故双方谈判同样不构成《海商法》规定的时效中断的情形。

综上，本案诉讼时效于2019年12月8日届满，龙某公司于2022年4月17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五、中某保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涉案担保函由中某保公司出具，保证向龙某公司支付两类文书确定的应由泰某公司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龙某公司与泰某公司之间的书面协议、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该担保函也载明了担保的最高金额。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 条、第3条的规定，该担保函符合独立保函的特征，龙某公司作为受益人，只需向中某保公司提交赔偿协议、生效判决书中任一文书单据，中某保公司即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其只负责审查单据是否符合保函设置的条件，并不参与到基础法律争议中去。现龙某公司尚未提交担保函要求的文件单据，故其要求中某保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1.在海上航运中，船舶安全不仅关乎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航道安全，亦对国际货物贸易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鉴于船舶本身的重资产、高流动、多主体、国际化特征，船舶碰撞案件的审理通常会成为一系列财产、人身、合同、污染、保险、金融纠纷案件的核心，其对碰撞责任的认定是其他相关案件审理认定的基础。作为侵权行为的特殊表现形式，船舶碰撞侵权兼具一般侵权基本法律特征和特殊侵权特别法律规范的双重特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海商法》和船舶碰撞相关国际公约，共同构成了调整船舶碰撞侵权法律关系的规范体系，其中《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过失相抵当事人过错大小认定的一般规则，危险回避能力、注意义务、行为危险性及责任标准衡量是认定侵权事故当事人责任比例的基本要素。关于船舶碰撞责任认定的标准，法院可以直接采信威海海事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或结论。

本案中，“鲁荣渔58××2”号渔船作为让路船，在交叉相遇避让责任方面存在严重过失，“D×××”轮作为直航船，其过失包括瞭望疏忽、未正确判断碰撞危险。结合行政主管部门对碰撞事故的调查报告和庭审查明事实情况，“鲁荣渔58××2”船应对本起事故承担主要责任，“D×××”轮承担次要责任。

2.在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与船舶碰撞有关的法定时效属于特殊规则。《海商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及起算都限于具体海事请求权，既是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也是基于对海上特殊风险和海事纠纷的专业性考虑，不能任意作类推解释，将属于《海商法》规定的海事请求权适用《民法典》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也有特殊的《海商法》规定，这些与《民法典》规定不同的规则，是立法有意为之。

本案中，船舶碰撞事故发生于2017年11月28日，龙某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在韩国申请扣船，故时效自2017年12月8日起中断，自2017年 12月8日韩国扣船之日起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于2019年12月8日届满，且没有诉讼中断的情形。

转自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