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一个失业的人，每天花30块钱，去一家没有业务的公司“上班”。
不打卡，不汇报，不挨骂。
老板不给你派活，同事也不跟你卷。
中午还有一顿两荤一素的工作餐。
听起来像段子。
可它真的发生了。
2025年夏天，杭州出现第一家“假装上班公司”。到了2026年，全国以“假装上班”为关键词注册的相关企业一度达到24家，分布在杭州、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
有人把它叫“成人小饭桌”，有人叫它“中年人的托儿所”，也有人说：这不就是花钱买体面吗？
但越往下看，越不对劲。
最早去的人，确实是在“假装”。
他们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失业，早上照常出门，坐公交从起点到终点，或者去图书馆抢座位。
广州图书馆工作日一开门，门口就排起长队；深圳的星巴克、麦当劳里，也坐满了不点单、只办公的成年人。
他们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投出去几百份简历，常常石沉大海。
2026年上半年，招聘平台拦截的虚假职位超过10万个，封禁的黑名单企业12000家。
一个失业者说，他投了200多份简历，只拿到一个面试；更残酷的是，他可能有一半投向了根本不存在的岗位。
所以，“假装上班”最初像一场集体掩护：
给自己一个出门的理由，也给家人一个“我还正常”的答案。
可杭州那家“假装上班公司”运营7个月后，最早一批“假装”的人基本都走了。留下来的，反而是在真做事的人：自由职业者、轻创业者、做私域运营的人、做跨境电商的人。
有人在这里接项目，有人在这里搭团队，还有人靠一个工位，2025年收入达到50万元。
它从“假装上班”，慢慢变成了“真的创业”。
但别急着羡慕。
这家公司并不赚钱。按30人、每人每月299元计算，月收入约9000元；而场地、物业、电费、人工加起来，每月成本要两三万元。
很多模仿者撑不过几个月就关门了。截至2026年3月，已有6家注销或被吊销。
更危险的，是有人借“假装上班”搞代缴社保、伪造证明，这些都不是体面，是风险。
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看的，不是“30元上班”，而是它背后那组冷冰冰的数字。
2026年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3.9%。
看起来不高。但35岁以上求职者简历查看率比30岁以下低40%，获得面试的概率只有12.4%；再就业平均需要6.2个月，成功再就业的人薪资平均下降27.6%。
全国灵活就业规模已突破3.2亿人。
很多人不是没有活干，而是没有稳定、可预期、能托底的工作。
于是，“假装上班”就成了一个临时缓冲带。
它接住的不是懒，是失序；不是逃避，是尊严。
可我要说：
“假装上班”不该被嘲笑，也不该被长期依赖。
它像止痛药，能缓解一时焦虑，但不能治好结构性失业。
真正该被追问的不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花钱上班”，而是为什么一个成年人，连“我正在过渡期”都不敢坦然说出口？
如果一个社会只能接受“我在上班”，不能接受“我在调整”，那失业的人就只能靠表演维持体面。
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图书馆、咖啡馆和收费自习室，没有低成本、合规、有秩序的过渡空间，那“假装上班”就会一直有市场。
所以，更务实的解法是：
城市可以多提供低成本共享工位、青年就业驿站、创业孵化空间；
就业服务不能只推岗位，还要有职业咨询、技能培训和心理支持；
社会也该少一点“没工作就是失败”的标签，多一点“低谷期也可以被尊重”的包容。
而对每一个正在过渡期的人，我也想认真说一句：
你可以暂时假装，但别把自己永远留在假装里。
去保持作息，去认识人，去试小项目，去学新技能，去把空窗期变成蓄力期。
人生最怕的不是停一下，而是停久了，开始相信自己真的走不动。
“假装上班”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它有多荒诞，而是它提醒我们：
哪怕暂时没有岗位，人也不该失去秩序、尊严和重新出发的勇气。
愿每一个正在过渡的人，都能被看见，被接住，也能体面地走向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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