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军衔授予仪式举行。十位大将的名单就此确定。此后，人们常谈起另一份“十五人名单”，想知道其中未获大将军衔的五位是谁。
这五人通常被认为是萧克、刘亚楼、周纯全、王震和张宗逊。不过，有个细节需要说清：“十五人候选名单”并非公开的正式评审名单，而是后人根据资历、职务和军中影响作出的归纳。把它当成中央曾正式公布的名单，容易失真。
军衔评定也不是按战功排座次。历史资历、担任职务、所处岗位、军队建设需要，以及不同方面军和各系统的整体安排，都会进入考量。大将与上将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只凭某一场战役就能划出的界线。
萧克排在上将序列前列，正是这场讨论里最常出现的名字。他早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来经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仅从革命经历看，称他资历深厚，并不夸张。
但军衔并非只看资历。萧克在红军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期间也担任过军事教育和部队领导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获上将军衔，名列上将前列。把这一结果简单解释成“差半级”或“替别人压阵”，证据并不充分。
刘亚楼的情况则不同。他在解放战争后期担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参与了东北战场的组织指挥。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在空军创建和正规化建设中承担了重要责任。
刘亚楼抗战时期没有在国内一线部队任职。1939年，他赴苏联学习，后来在苏联工作，直到1945年回国。这个经历使他的履历与长期在敌后或前线作战的将领有所区别，却不能因此抹去他在东北作战和空军建设中的贡献。
周纯全的经历，折射出军衔评定中政治资历与实际岗位并重的一面。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职，1935年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后来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又长期负责后勤事务。
后勤不是战场之外的闲差。粮秣、运输、装备能否跟上，直接影响部队行动。不过，军衔评定还要考察一个人长期担负的指挥职责。周纯全后期较少直接负责野战部队，这与一些大将长期承担的军事指挥岗位确有差别。
王震的军旅经历广为人知。他长期在红二方面军系统工作，抗战时期领导过八路军部队，解放战争中也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新疆工作和农垦事业，所承担的任务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战场指挥。
王震为何没有进入大将之列，常被说成是与许光达“二选一”。这种说法把复杂的评衔过程讲得过于简单。许光达担任装甲兵领导职务，王震的经历和岗位又有不同，二人的评定不能只用同一支部队出身来解释。
张宗逊早年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他在第一野战军系统任职，后来还承担军队建设工作。与一些资历更深、长期担任方面军级指挥职务的将领相比，他的任职层级和履历结构有所不同。
把张宗逊落选归结为“红一方面军大将已经太多”，同样不够严谨。十位大将中确有多位来自红一方面军，但评衔时并非简单按出身分配名额。部队经历只是背景之一，具体职务、贡献和全军岗位安排都需要一并衡量。
这五位上将各有不同：萧克以早年资历和长期军旅经历见长，刘亚楼在东北作战和空军建设中作用突出，周纯全长期承担教育与后勤工作，王震经历多元，张宗逊则在野战部队和军队建设中任职。所谓“落选”，说的是没有授予大将军衔，并不是对其贡献作否定。
因而，“十五人中只取十人”更适合看作一种便于讨论的说法，而不是一张有据可查的正式淘汰名单。1955年的评衔涉及全军体系，五人的军衔结果，须放在各自的经历和当时担负的岗位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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