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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某高校的一则投诉与回复,撕开了高校管理中一个荒诞的口子。
有网友在“四川群众呼声”平台投诉称,该校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将学生档案接收、整理等工作交由辅导员办理,而非档案室专职人员,存在信息泄露和损毁风险;二是将无偿献血完成情况纳入辅导员考核,要求按比例完成献血人数。
11月2日,该校作出回复:档案管理问题,已推进辅导员代管档案全部移交档案室集中保管;献血问题,经核查,个别系在辅导员绩效考核方案中设置了与献血任务挂钩的扣分条款,存在工作压力向下传导的问题,学院已督促相关系部完成修订,删除挂钩扣分内容,考核将聚焦政策宣传、科普教育等履职情况,严守自愿底线。
表面看,这是一起“已整改”的普通投诉。但稍微往深里想一层,就会发现这件事远没有那么简单。
自愿的善行,一旦被套上KPI的枷锁,就不再是善行,而是变相的强制。
无偿献血,本是一项崇高的公益行为。它建立在“我愿意”三个字的基础上。一个人伸出胳膊,是因为他想帮助别人,而不是因为他不献血就会被扣分、被谈话、被“优化”。
但当“自愿”变成了考核指标,考核又挂钩绩效工资,压力就会沿着行政链条层层传导:学校给院系下任务,院系给辅导员压担子,辅导员只能去动员学生。而“动员”的边界,在考核压力下往往变得模糊。今天可以“建议”你献血,明天就可以“暗示”你不献血会影响评优。后天,可能就有人觉得“不献血就是不支持学校工作”。
这不是假设,而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该校回复中明确写道:“个别系在辅导员绩效考核方案里,设置了与献血任务挂钩的扣分条款。”这说明,在制度层面,献血已经不是自愿,而是带有惩罚性质的半强制任务。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辅导员?
辅导员是高校里最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任课教师,却要管学生的思想、生活、心理、就业;他们不是行政人员,却要填无数表格、写无数总结、应付无数检查。现在,连学生档案这种专业性工作都一度甩给辅导员,连献血这种公益行为都要拿辅导员的绩效来“绑架”,高校管理的懒政思维,暴露无遗。
档案有档案法,有专职档案员,有保密规定。让辅导员在办公室里收档案,既不规范,也不安全。献血有献血法,明确自愿原则。让辅导员背着考核指标去“动员”,既违背法律精神,也伤害师生关系。
这两个问题,看似一硬一软,实则同源:都是把本该由专业部门、专业人员承担的工作,甩给了最基层、最没有议价能力的辅导员。
档案不该辅导员管,这是常识。献血不该和绩效挂钩,这也是常识。但常识之所以需要被反复强调,恰恰说明在某些高校管理者的眼里,辅导员就是“万能补丁”——哪里需要贴哪里,贴坏了就换一个。
该校在回复中表示,将出台部门奖励性绩效二次分配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各系考核导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远远不够。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某个系部的考核条款写得好不好,而在于整个管理体系中,辅导员是否被视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还是被视为廉价的管理工具。
公益一旦被量化成指标,善行就变成了生意。
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教师节让老师“自愿”捐书,运动会让学生“自愿”当观众,献血让辅导员“自愿”完成指标。每一次“自愿”的背后,都藏着一张无形的考核表。每一次“动员”的背后,都站着一位战战兢兢的基层执行者。
真正的公益,不需要考核来推动。真正的管理,不应该让一线人员为不合理的制度买单。
这所高校的整改,值得肯定。但比整改更重要的,是反思:我们的高校管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尊重专业、尊重自愿、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当善行变成KPI,受伤的不仅是公益本身,还有那些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辅导员,以及那些本该在纯粹氛围中成长的学生。
别让“自愿”二字,成为道德绑架的遮羞布。
本文基于极目新闻报道(记者谢茂)及“四川群众呼声”平台公开信息撰写,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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