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韩国机构推算：2750年韩国人将彻底消失！

生育率持续走低，早已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烦恼。这场危机最早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随后逐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

如今欧洲的生育水平已经相对稳定，不少亚洲国家却越陷越深。按照世界银行历年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韩国和新加坡都属于全球生育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其中韩国的处境尤为严峻。

生育率长期低迷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位英国学者在二十年前就给出过颇为刺耳的判断。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戴维·柯尔曼（David Coleman）提出，如果韩国的生育状况继续恶化，这个国家可能成为第一个因人口问题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到了2015年，韩国国家研究机构通过人口模拟给出了更具体的推算：在生育率不变的前提下，最后一批韩国人将活到2750年，此后韩国人将彻底消失。“韩国灭亡倒计时”“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这类说法，正是由此而来。

韩国的生育率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一组官方数据看起。韩国行政安全部2021年1月公布的居民登记数据为2020年登记出生约27.58万人、死亡约30.78万人，人口自然减少约3.2万人，这是韩国有统计以来首次出现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情况，也就是人口学上所说的“死亡交叉”。

要看懂这组数字背后的分量，需要了解“总和生育率”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名女性在整个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

学术界普遍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世代更替的健康水平，人口长期维持稳定所需的生育水平大体在这一范围，但当年出生与死亡人数未必相等，一旦长期低于这个标准，人口就会转入负增长。

2005年，奥地利人口学家沃尔夫冈·鲁茨又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如果跌破1.5，就好比掉进了陷阱，此后很难再回升，因此1.5也被普遍视为生育的警戒线。

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这条线。日本在2008年前后便已步入死亡交叉，总和生育率多年徘徊在1.3到1.4之间。

真正让人意外的是，韩国和新加坡后来居上，生育率恶化的速度很快超过了日本，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生育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两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之后，总和生育率多年低于1.3，进入了所谓的“极低生育率”时代。

202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84，此后几年仍在下探，2023年降至0.72，创下历史新低。2024年回升至0.75；韩国国家数据处2026年8月26日公布的最终统计显示，2025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升至0.80，全年出生25.4341万人，已连续两年增加，但仍远低于2.1左右的世代更替水平。

把视线落到城市层面，消亡的风险就更直观了。国际上评估地区消亡风险时，常用的方法是用20至39岁女性人口除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指数在1.5以上意味着风险很低，低于0.5则说明这一地区已经存在消失的可能。

釜山的这一指数在2024年测算时为0.49，正式跨过了警戒线。另一组统计显示，近30年来釜山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却减少了约58万。

一座拥有港口、高校和完整产业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更不必说那些早已空心化的农村郡县。

历史上，韩国人其实也曾很能生。上世纪60年代，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度高达6.0。

为了推进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韩国随后实行了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大力宣传和推广小家庭，这一政策与以首尔为核心的产业格局相互配合，确实为韩国换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可是后遗症随之而来，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叠加，让人口结构不断失衡，产业空心化和劳动力短缺正在成为韩国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新冠疫情又在原本就低迷的曲线上加了一道砝码。疫情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

当时韩国官方报告曾预测，受疫情影响，生育率可能在随后几年跌至0.72，这一判断后来在2023年得到了印证，可见疫情的影响并不只是一时的波动。

韩国政府着急，韩国年轻人难道一点也不着急吗？问题在于着急也没有用，房价、就业和教育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年轻人身上，让很多人连结婚都要反复掂量，更谈不上生孩子。

高房价被不少韩国人称为年轻人的“避孕药”。2021年，韩国统计厅对2014年结婚、且五年内没有离婚的夫妇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有房夫妇中有83%在婚后五年内至少生育了一个孩子，没有房产的夫妇这一比例则明显偏低。

首尔及首都圈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人口，房价长期居高不下，对刚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买房往往意味着要背负几十年的贷款，生育自然被一再推后。

就业和教育同样让人望而却步。韩国大企业岗位有限，年轻人为了挤进这些公司，往往要在求学和求职上投入大量时间，结婚年龄随之推迟。

孩子出生之后，补习班费用又是一笔沉重的开支，韩国的课外教育支出多年来居高不下，不少家庭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不得不压缩其他方面的开销。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多生一个就更难以想象。

在这些压力之中，女性承担的往往更多。韩国女性婚后生育，很多人不得不辞去工作照顾孩子，等孩子长大后再想回到职场，能找到的多半只是一些非正式工作。

职场对女性的不公平，也打消了许多年轻女性做母亲的念头。一些企业在招聘时会询问女性的婚育情况，不少中小企业甚至会在女职员怀孕后找各种理由将其辞退。

2024年7月，首尔一名市议员公开表示，男性跳江自杀事件增多与越来越多女性参与社会有关，言论一出便在韩国舆论场引发强烈批评。

当这样的声音仍会出现在公共讨论中，女性对婚育心存顾虑也就不难理解。

除了现实压力带来的“不敢生”，年轻人观念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在韩国，享受单身生活的年轻一代被称为“New Single”，这一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庞大。

为了挽救逐年下滑的生育率，韩国政府并非没有行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重金求子”。在柯尔曼提出韩国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的判断之后，韩国政府成立了由总统直接负责的低生育及高龄社会委员会，从2006年起每五年发布一次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规划。

根据2020年12月公布的第四期规划，韩国从2022年起向有一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发放30万韩元育儿补助，并计划到2025年逐步提高到50万韩元，此外还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实际执行中力度还在加大，到2024年，一岁以下婴儿家庭每月可领取的父母津贴已提高到100万韩元。

据《韩国时报》报道，在此前的15年里，韩国政府为应对低生育问题投入了约200万亿韩元，出台的措施涵盖新生儿补助、公立托育机构、租房优先权乃至不孕治疗补贴等多个方面。

2024年6月，时任总统尹锡悦还宣布韩国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提出要设立专门的人口战略部门。

然而投入与回报之间的落差有目共睹，生育率在此前多年里持续下滑，但2024年和2025年已连续回升，是否会形成长期趋势仍需观察。

韩国重金求子收效有限，再一次说明人口问题不是多发补贴就能轻易解决的。事实上，人口困境如今困扰着许多国家，高成本催生低欲望，让生育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

不生孩子这件事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年轻人，具有先发优势的欧美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真正的突破口或许在补贴之外。韩国政府部门的一项研究指出，更深入的性别平等和更短的工作时间，才能更有效地鼓励生育。

这些讨论虽然围绕韩国展开，值得警惕的却远不止韩国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