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的《指环王》本质上是一部宗教作品？学者谈托尔金的信仰与它对其写作的深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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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托尔金如何看待上/帝，就好比问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如何看待写日记这件事。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个主题都彻底压倒了它所进入的世界，并成为一种具有殖民性的力量：它改造那个世界，变得无处不在，无法逃避，犹如一辆势不可挡的巨型战车，将一切事物卷入自己的尾流之中。

可以公允地说，托尔金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上/帝：在日常生活最细微的细节里，在生活之外延伸的风景中，在他的人际关系里，在他的希望与梦想中，尤其是在他的艺术创作中。

托尔金对自己的朋友查尔斯·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那些阴森诡异的超自然惊悚小说并不完全信服。威廉斯笔下，邪恶潜伏在伦敦的人行道上，恶魔随时准备从屋顶扑下来。但托尔金一定会认同威廉斯的一点：上/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处不在。

在《指环王》开始出版前不久，托尔金曾给自己的朋友、耶/稣会神父罗伯特·默里（Robert Murray）写过一封颇能说明问题的信。在信中，他承认了那种神圣的印记如何渗透自己的作品。托尔金坚持认为，这是一部“从根本上说具有宗教性和天/主教性质的作品，起初是无意识的，但在修订过程中则变成了有意识的”。

托尔金的意思是，在通读手稿时，他仔细删去了所有可能被理解为中土世界存在某种信仰体系的直接暗示，同时又让宗教元素“融入故事与象征之中”。

即使在我还是一名典型的英国圣/公会教徒、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的青少年时期，我也隐约、不安地意识到了这些象征性的涌动。我总觉得，在那些刀剑与魔法、霍比特人的饮酒歌谣背后，还隐藏着某种远为深刻、原始而精妙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真正如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

其中一部分与那些广为人知的主题有关：忏悔、救赎、善良、必须承担的重担、必须由最初开启某项事业的人亲自完成的工作，或者像比尔博（Bilbo，小说主人公）那样，由他们毫无怨言的继承者接手完成。

还有一部分，则与作品中那种鲜明的宿命论气息有关，有时甚至近乎决定论。你会怀疑，在中土世界某个地方，或者在中土世界之外，是否有某个存在早已为弗罗多（Frodo）和山姆（Sam）——当然，还有咕噜（Gollum）——安排好了命运，而这些超越尘世的力量所使用的工具，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但占据最大比重的，还是那些直接来自《圣/经》的回响：萨鲁曼（Saruman）将甘道夫（Gandalf）带上欧散克塔（Orthanc）的顶端，向他展示一个世界，并告诉他，只要甘道夫愿意，这个世界就可以由他们共同统治；甘道夫从看似必死无疑的境地中奇迹般地归来，令那些如同门徒一般的同伴欣喜若狂；还有贯穿凯兰崔尔（Galadriel）在罗斯洛立安（Lothlórien）森林中种种活动的圣/母玛利亚式意象。

将上/帝引入一部虚构作品，几乎总会给作家和读者带来麻烦。困难在于，神性存在往往会提供一条逃生通道，让作家在故事陷入困境时，随时放弃现实主义的写法。

皮尔斯·保罗·里德（Piers Paul Read）的《暴发户》（The Upstart，1973）是我最喜欢的“天/主教小说”之一。书中有一个令人厌恶的小人物，名叫希拉里·弗莱彻（Hilary Fletcher），他出身中产阶级，忘恩负义。他认为隔壁那户贵族人家曾经看不起自己，于是决定报复：让他们的儿子破产，并引诱他们的两个女儿。

弗莱彻为自己惹出的这一团乱麻找到的解决办法，竟然是走进告解室，忏悔自己的罪行。

如果有人质疑这个情节缺乏可信度——毕竟，弗莱彻此前的人生经历从未显示他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里德大概会回答说，这就是天意的运作方式：神秘莫测，其目的在于让罪人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

托尔金在将上/帝引入自己的虚构作品时，之所以能够避免这种既想占尽便宜、又想维护体面的写作伎俩，是因为他的上/帝只存在于那些懂得寻找的人才能发现的地方。他从不刻意宣示自己的存在，而是悄然行事。

因此，一个彻底的世俗主义者完全可以阅读这样一个场景：甘道夫换上新的衣袍，从死亡中复活，出现在法贡森林之中，而不必因此产生任何良心上的不安。

他究竟是一个虚构世界里的巫师，还是上/帝的意志在一个经过重新想象的地球上显现？你可以自行选择，两种理解都说得通。

这一切，正如托尔金在写给默里神父的同一封信中所承认的，实际上是在偿还某种存在性的债务。更准确地说，这笔债务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它体现为一种感激之情：感激自己从小在“一种滋养了我、教会了我所知的一切——尽管我所知的实在不多——的信仰”中长大。

这种信仰的启蒙者是他的母亲。托尔金写道，母亲“坚守着自己皈依后的信仰，并且英年早逝，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皈依信仰后所遭受的贫困与艰辛”。

你会不由自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梅布尔·托尔金（Mabel Tolkien）是自己信仰的受害者。

她的儿子或许无法为她的死复仇——基/督徒的死亡并不是等待复仇的对象——但他至少应该追随母亲的榜样，通过自身行为的神圣性，守护她不朽的精神。

这一切赋予托尔金一种强烈的精神使命感，使他的生命熠熠生辉；但与此同时，也让他变得缺乏弹性，甚至常常愿意为了信仰而牺牲人物心理的真实性。

即便按照20世纪初的标准来看，他与伊迪丝（Edith）的恋爱过程也显得相当专横。他为未来妻子规划好的生活世界，要求她必须皈依天/主教。这件事就是如此简单，又如此充满艰难与纠葛。

对于一个不信教的人来说，托尔金对天/主教正统信仰的坚定拥护，最令人困惑之处在于：这种信仰竟然与他在日常生活其他所有领域表现出的坚定怀疑主义并存。

具体而言，他对上/帝、天堂与地狱所抱持的某些看法，是他绝不会轻易用来解读任何一份摆在面前的中世纪早期手稿的。换句话说，如果面对一份早期中世纪的文献，他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其中未经证实的说法。

另一方面，托尔金纯粹而毫无杂质的虔诚，却有着无处不在的证据。他不仅相信奇迹、异象，以及他所谓的“基/督徒的喜乐”（Christian joy），而且始终乐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纳入讨论。

20世纪40年代，他曾写信给儿子克里斯托弗·托尔金（Christopher Tolkien），详细描述了自己在牛津的圣格雷戈里教区教堂（St. Gregory’s）经历的一次精神觉醒。他写道，自己“感知到，或者说想到了上/帝之光；在那光芒之中，悬浮着一粒微尘（或者说数百万粒微尘，只是我的小小心智仅仅注意到了其中一粒）。它闪耀着白光，因为上帝之光中一道道独立的光束既承载着它，也照亮着它”。

他由此认定，这道光就是“那粒微尘的守护天使：它并非介于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某种存在，而是上/帝本身的关注，只不过这种关注被人格化了”。

圣格雷戈里教堂的讲坛上，也会讲述上/帝介入人类事务的故事，托尔金对此同样深信不疑。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名患有结核性腹膜炎的小男孩被带到卢尔德（Lourdes）的石窟，在那里，人们让他与一名曾经患病、后来奇迹般康复的小女孩见面。对此，托尔金评论道：

“如此明白，如此平实：因为奇迹本来就是这样的。它们会闯入（用我们的话说，是偶然地闯入）真实生活，但它们确实会闯入真实生活，因此也需要寻常的饮食，以及其他随之而来的日常事物。”

你看，上/帝归根结底其实是平凡的。

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人邀请托尔金观看好莱坞大片《圣女贞德》（The Song of Bernadette）。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卢尔德的主保圣人圣女伯尔纳德（Bernadette Soubirous）的故事。他认为这部电影“在各个方面——无论是人性层面还是宗/教层面——都是一个极其精彩的故事”。

托尔金温顺、虔诚，深信自己人生的道路始终由神圣的灯光照亮。他全盘接受了天/主教信仰。

这一切赋予了他一种道德感和谦逊品质，而这是大多数20世纪作家完全欠缺的。但与此同时，也使他变得冷酷而不容妥协，尤其是在涉及精神信仰归属的问题上。

对于他坚持要求伊迪丝皈依天/主教这件事，伊迪丝根本无计可施。她要么接受托尔金本来的样子，以及这对她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要么就选择离开。

在托尔金的小说中，人物面临的选择同样鲜明而严峻。

《指环王》中的任何人，都无法靠讽刺性的疏离态度，或者不愿卷入其中的消极姿态来蒙混过关。摆在他们面前的事情实在太过重大，根本容不得自由主义式的含糊其辞与模棱两可。

原标题： How J.R.R. Tolkien’s Strong Catholic Faith Influenced His Writing

作者：D.J. Taylor

编译：阿洛

校对：青青

来源：Literary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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