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圣地”该祛魅了：不能只靠费孝通，90年后年轻人续写江村新课题

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李陈宸把一些曾经用来养猪养羊、堆放农具和柴火的小屋，经营成了咖啡店。

店外的椅子是用来共享的。村里的阿叔阿姨自带当地特色熏豆茶，有时带些吃食，早晚过来坐坐，聊天。买不买咖啡，都不妨碍他们在这里歇脚。

李陈宸出生于1992年，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从事城乡规划工作。如今，他回到乡村，希望做的不只是一门生意，还包括空间营造、文化活动，以及年轻人的社群。

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

开弦弓村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江村”。村口，“中国江村”的标牌屹立。在不少人眼中，这里也称得上“世界江村”。

1936年，费孝通来到村里，开展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后来写成享誉海内外的《江村经济》。此后近70年间，他先后26次来到江村，持续追问“农民怎么富起来”。

如今，距费孝通首次开展“江村调查”已过去90年。一批批年轻人仍在走进江村：有人开店创业，有人驻村服务，有人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研究问题。

时代变了，村庄也变了。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寻找自己的“江村课题”。

江村景色。巩持平 摄

社会学圣地

对许多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江村是一个带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今天我们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江村’可以被视为社会学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80后教授徐选国说。

他第一次来到江村，是参加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论坛每年在这里举办，对不少与会者来说，参会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看看费孝通当年走过的地方。

这样的寻访，延续至今。走进江村，常常带着一种仪式感。

东北师范大学每年暑假带学生来实习一两周；上海大学每年组织10余名学生，在村里住上10天；华东理工大学设立社工小站，每年都有硕士研究生驻站，已连续开展四届。除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艺术设计、新闻传媒、建筑规划等专业的师生，也会来到江村。

持续的学术往来，让这个村庄有了不同寻常的气质。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梁迎香、廖静媛都是00后，在她们眼中，这里是一个格外懂学术的乡村。连村里的孩子，都能讲上几段费孝通的故事。费孝通纪念馆的“小喇叭志愿讲解团队”，就由本村小学生组成，为外来游客介绍费孝通与江村的往事。

年轻时挽起裤腿下地干活的姚夫坤，如今被称为“农民教授”。他接待过来自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媒体和学者，也走上过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讲台，讲述自己眼中的江村变迁。

不过，学术关注也带了一定困扰。

一批批学生入村，分散入户，询问家庭情况、收入状况、邻里矛盾。一拨拨学者拿着访谈提纲上门，相似的问题年复一年。有的团队只待一两天，收集一些资料便离开。对村民来说，调研未必带来实际收益，却常常打扰日常生活。

被问得多了，一些村民成了熟悉调研流程的“专业受访者”，回答有时不太“走心”。原先大多只讲本地话的老人，后来也能说上几句普通话。

他们会向村委会抱怨：为什么天天有人来？不笑脸相迎，怕不给面子；热情接待，又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接待压力也落在基层干部身上。持续而来的会议、调研和参访，需要区、镇、村协调安排。村干部原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村庄发展、公共事务上，却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接待。与此同时，保洁、安保、人员工资和设施维护，也需要持续投入。

姚夫坤形容，这有些像生活在镜头和聚光灯下。来的人总想看到新变化，村庄便多了一份压力。

“江村调查”90周年之际，访客一茬接一茬。姚夫坤每天西装笔挺，白衬衫扎进裤腰。“这样穿我很不自在，但这是个礼节。”他说。

费孝通曾到访过的码头。巩持平 摄

学术与产业

来得越多、待得越久，来访者看到的江村也越复杂。

徐选国慢慢认为，要对江村“祛魅”要从“神圣”走向“平常”，把江村理解为万千中国普通村庄中的一员。这里对外学术声名远播，但走进日常生活，村民之间的矛盾、基层公共事务中的难题，同样存在。

一条小河的治理，让他印象尤其深刻。

费孝通早年曾写到，“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多年过去，类似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徐选国驻村期间观察到，早上有人打捞，白天河面干净，到了晚上，又有人偷偷往河里丢垃圾。这样的情景，似乎已经成为江村日常运行的一部分。

看江村，既要看历史与文化，也要看现实中的发展困境。

李陈宸高中就读的学校，校园里还有费孝通图书馆。大学毕业后，他认真研读《江村经济》，后来，他想去乡村做事，考察过长三角几个地方。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江村，“这个决定，和费老师关系很大”。

受费孝通感召来到村里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李陈宸首先遇到的，是学术声名与商业经营之间的距离。

“学术的名气要把它转化成文旅，而且特别是大众化的文旅，我觉得转移过程不简单。”李陈宸说。在他看来，到江村来的人，许多是“访客”，而不是“游客”。他们主要来参加会议、调研、学习，相关接待带有公共服务属性，消费并不是主要目的。

开业半年，咖啡店主要做本地人生意，月均营业额约1.4万元，人均消费约25元。按他的粗略估计，约六成客流来自周边乡镇、县市。

几年前回村的80后沈曦夫妇，也有类似感受。这两年，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糕点店，承接会议茶歇和伴手礼订单。有时学术活动在村里开展，主办方会到店里订购。江村的学术知名度，是他当初下定决心创业的重要原因。

实际经营下来，外来客人大约占三成，日常顾客仍以周边村民和镇上居民为主。沈曦认为，江村不是以山水景区见长的地方，也没有游乐园、古镇等成熟的大众旅游吸引物。办读书会、读费孝通的书，能够吸引一部分人，但学术兴趣属于特定群体，要由此形成大量、持续的消费，并不容易。“要把人留下来，需要新的活动和产品。”他说。

“在江村，学术和产业两条线始终并行着。”徐选国说，两者需要相互支持，却不能混为一谈。村庄的发展，不能全部寄希望于学术资源的转化。

在他们看来，产业发展仍应放在首位。区、镇、村都为学术活动提供了许多必要支持，但不能因此挤占主要精力。或许，当产业有了新的突破，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也会反过来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江村文明实践站。巩持平 摄

富民之路

“按村民的感受来说，能挣钱是第一位的。”姚夫坤说。

如何继续走好“富民之路”，仍是当代江村年轻人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一些老一辈村民而言，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格外值得纪念，原因也正在于此。她赴日本公费学习蚕桑技术，回国后指导村民养蚕，改良蚕种、重视消毒、开展小蚕共育，使产量提高一倍。村里人称她为“当代黄道婆”“蚕花娘娘”。

后来，在费达生推动下，村里办起缫丝厂，通过银行贷款、村民入股等方式筹措资金，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生产，在当地开了风气之先。几年后，费孝通来到江村，把这场正在发生的乡村转型带进了社会学研究。

如今，丝绸纺织仍是当地的优势产业。恒力、盛虹进入“世界500强”，吴江集聚6000余家纺织生产企业、779家规上工业企业，东方丝绸市场年交易额突破2000亿元，形成了“千亿产业、千亿企业、千亿市场”的格局。

对江村村民来说，就业机会与周边工业发展紧密相连。“有人在本村或附近的纺织厂上班，也有人去吴江区、苏州市上班，大部分都能在通勤时间1小时的范围内找到工作。”沈曦介绍，一些工厂实行两班倒，每班工作12个小时，每10天轮换一次班，月收入可达约1万元。

与此同时，村庄也在尝试搭建新的发展平台。

2025年8月，江村学院建成，原址是费达生参与建设的缫丝厂。学院明确“立足长三角、放眼全国、面向全球”的定位，设置党性党建理论、社会学、长三角一体化、“志在富民”与乡村振兴、民营经济等课程，承接培训。

学院还联合江村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盘活周边资源，为中小学生设计多样化研学路线，办好“行走的课堂”。

沈曦的糕点店、李陈宸的咖啡店，都是借着文旅发展的机会落地的。

糕点店就在江村学院旁。学院落成时，旁边商业街上的三家沿街店铺对外招标，他便将店搬了过去。“那边原本是村里的公交车站、大商店等，修电瓶车的、卖空调的、卖五金件的，都是老式的、服务村民日常生活的店，跟文旅不沾边。”如今，面馆、糖水店、咖啡店慢慢多起来了。

李陈宸的项目，获得了镇上200多万元的投资。荷花湾边，原本用来放农具、养牲畜的小房子逐渐闲置。有的屋顶已经塌陷，屋内杂草长得从窗户里冒出来。村里将这些房屋收储、改造装修，再交由李陈宸他们运营。接下来，他们还想在合适的季节开展水上活动，设计文创产品，增加文化内容，并在村里打造交流社群，让更多年轻人的想法在村庄里找到落点。

江村荷花湾的日落。巩持平 摄

寻找新课题

如何继承费孝通，又不止步于费孝通？

“今天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仍然在费老的‘余荫’之下展开。”徐选国认为，我们要提醒后辈学者，不能只停留在已有概念和思路的阐释中，还需要从现实生活里寻找新的问题。

对驻村的年轻人来说，融入，是第一课。有时，这一课就从一杯熏豆茶开始。

熏豆茶是江村的文化特色。每年10月，村民剥豆、煮豆，再放到灶台上烘烤，不时用筷子翻动。烘干的豆子储存起来，可以慢慢取用。泡茶时，除了熏豆，还要加胡萝卜干、芝麻、橘皮丝等。边喝茶，边用签子把茶碗里的小料挑出来吃掉，既解渴，也充饥。

今年7月，梁迎香和廖静媛来到江村驻站。第一次在服务对象家里喝熏豆茶，咸香的味道、丰富的配料，让她们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为难”。不过，也就在一杯杯熏豆茶中，她们走进了村民生活。

刚开始，学生们坐在站点办公室里绞尽脑汁设计方案，实际开展起来却屡屡受挫。一次，他们计划按照课本中的专业方法，开展老年慢病自我管理小组，原本计划招募七八人，活动当天却来了三四十人。其中不少人并没有相应的服务需求，只是冲着肥皂、毛巾等奖品而来，领完便走。

此后，他们持续入户，陪老人聊天、喝茶、拉家常，从老人的角度理解生活处境和实际需求，再设计活动。这样的经历让年轻人认识到，社会工作的方法不能简单从教材搬进村庄。面对乡村的社会关系、人情往来和风俗习惯，介入方式也需要调整。

连续4年，华东理工大学江村社工小站的实践已经带来了一些具体变化。有的学生帮助老年慢性病患者学习饮食控制、规律运动，部分老人的血糖回到健康范围；有的辅导孩子作业，帮助他们养成学习习惯，一些原本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后来考到了90多分。

今年6月，徐选国成为江村首届驻村学者之一。驻村期间，他计划对江村几十年来基层治理模式的演变进行系统性梳理，同时系统总结华东理工大学三年多来以专业社会工作赋能江村公共服务与治理的实践。由此，徐选国和博士生贺佳龙尝试对“差序格局”概念进行改造创新。

他解释，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描述的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延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在乡村，人们的求助与信任，往往由近及远，从亲人、熟人逐步向外扩展。而社工通过外部机构、政府项目进入村庄，起初处在关系的“外圈”。对村民而言，他们是陌生人。专业服务要发挥作用，首先要跨过这段距离。

“继承不是照搬，而是经过实践，把理论用活。”徐选国说。

90年前，费孝通完成在江村的调查赴英国留学，并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当时，西方人类学长期以所谓“原始”部落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中国江南村庄里，村民已经开展乡村工业改良。这一研究曾引发学界争议，被认为不符合当时人类学的研究传统。

但《江村经济》的开创性也正在于此：它从本土社会出发，通过一个普通村庄，展现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转型，理解中国社会及其变迁。

90年后，江村仍是普通村民世世代代生活着的、平凡又典型的中国村庄，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现代治理方式进入村庄，与原有的习俗、人情和生活秩序持续互动，摩擦与新的连接同时存在、彼此交织。这也将成为当下年轻人关于这个时代的“江村课题”。

江村村民在庭院里晒豆。巩持平 摄

原标题：《“社会学圣地”该祛魅了：不能只靠费孝通，90年后年轻人续写江村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