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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杰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就任中建总公司总经理的。
他曾十分愤怒地指出:项目必须消灭亏损,必须挣钱,否则就是犯罪!
要说清楚孙文杰这句话的分量,得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正处在剧烈转轨之中。计划经济那套运行了几十年的老办法已经难以为继,市场经济的规则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国企就像被搁在了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国家不再大包大揽地分配工程项目,银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敞开口子发放工资,企业一下子被推到了市场面前,可很多人的脑子还停留在“等靠要”的惯性里。
中建总公司作为央企,摊子大、人员多、包袱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工资发不出来,员工大批下岗,一些工程局的门口经常被要债人员和下岗职工围得水泄不通,那种场面,经历过的人至今想起来心里都发紧。社会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用当时一些老同志的话说,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都能听见外面的吵闹声,文件根本批不下去”。
中建五局的情况在中建系统里很有代表性。
我当时就在五局工作,亲眼看着局里把十大亏损项目列出来,那个亏损金额,说触目惊心一点都不夸张。一个项目亏几百万、上千万,放在今天看也许不算什么天文数字,可在当时,那是多少工人几年的工资、多少家庭的全部指望。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些亏损项目里,有不少并不是因为技术难度大、客观条件差才亏的,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管理松垮、责任不清、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项目是国家给的,工资是银行发的,亏了也不是自己的钱。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国企里相当普遍,中建系统也不例外。
这些项目为什么不挣钱?根子还是在思想观念上。计划经济时代,工程项目由国家分配,工资由银行发放,企业不用操心市场,不用琢磨成本,更不用考虑盈亏。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干活的不算账,算账的不管钱”。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企业要通过市场去挣钱,这对所有国企经营者都是极大的考验。
可考验归考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把这当回事。当年解放思想喊得震天响,大会小会都在讲,文件一份接一份地发,大家都跟着喊,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可喊完之后呢?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计划时代。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到了九十年代,中建五局一公司的公文处理卡上依然标注着“首长批示”四个字。
一个企业内部的公文流转,用的还是政府机关那一套称谓,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企业还是官办的,领导还是“首长”,干活还是“执行命令”,压根儿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要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这种称谓上的细节,看似不起眼,实际上暴露的是深层次的观念滞后。
很多人没有接受市场洗礼的准备,不作为的思想在中建系统上下弥漫。什么叫不作为?不是说大家不干活、天天闲着,而是说干归干,却不动脑子、不负责任、不算经济账。项目接回来,按部就班地施工,干完了交差,至于这个项目挣不挣钱、成本控制得怎么样、有没有跑冒滴漏,很少有人真正往心里去。上面催得紧了,就抓一抓;上面松一松,下面就歇一歇。
这种不作为的结果,就是项目不挣钱,就是亏损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就是工资越发越少、下岗的人越来越多。说到底,企业不挣钱,一切问题都会找上门来;企业挣了钱,很多矛盾才有化解的余地。这个道理今天听起来像是常识,可在当时,能把这句话摆到桌面上、喊得理直气壮的人,并不多。
孙总拥有海外市场运营经历,是长期接受市场竞争洗礼的企业家。他在海外打拼多年,见过真正的市场竞争是什么样子,知道一个企业不挣钱意味着什么。
在海外,没有人给你分配项目,没有人给你兜底发工资,拿不到订单就得饿肚子,成本控制不住就得关门倒闭。这种切身的经历,让他对中建系统内部那种慢作为、不作为、不算账的风气格外敏感。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建系统存在这一问题,十分愤怒地指出:项目必须消灭亏损,必须挣钱,否则就是犯罪!这句话在当时的中建系统里,不亚于一声惊雷。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犯罪”这个字眼用在自己身上,心里头咯噔一下。
以前亏损了,大不了写个检查、做个检讨,顶多挨顿批评,现在可好,直接上升到“犯罪”的高度了。孙总把企业必须挣钱的要求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给中建系统的各级领导们打了一针清醒剂,大家再也不敢瞎搞项目了。
那些原本想着“反正亏了也不是我自己的钱”的人,开始掂量掂量了;那些习惯了“首长批示”式管理的人,开始琢磨市场规则了;那些把项目当成差事来应付的人,开始算账了。一句话,把很多人从计划经济的旧梦里叫醒了。
孙总这一说法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当下的建筑企业仍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这不是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中建不是政府机构,是企业,是企业就必须挣钱。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切中了国企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国企领导者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官员,把企业当成机关,把经营当成行政。企业办得好不好,不看利润看规模,不看效益看排名,不看市场看上级脸色。孙总这句话,把企业的本质属性重新摆正了,企业就是企业,企业的天职就是创造价值、创造利润。不挣钱的企业,规模再大、名头再响,也是虚的。这个定位一旦明确,后面的管理逻辑就顺了:企业要挣钱,就得按市场规律办事;按市场规律办事,就得讲成本、讲效率、讲回报;讲成本、讲效率、讲回报,就不能再搞“首长批示”那一套。
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担负起经营创收的责任,以业绩论英雄,干得好、能创造效益的就晋升,出现亏损的相关责任人,除个人须承担相应经济责任外,还将予以降职处理。这一条把责任压到了人头上。
以前项目亏了,往往是“集体决策”“客观原因”“大环境不好”,板子打不到具体人身上。孙总这句话把规矩立起来了:赚钱是你的本事,亏钱是你的责任。干得好就上,干不好就下,而且亏了钱还得承担经济责任。这就打破了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思维,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把企业的盈亏当成自己的事。以业绩论英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正因为难,才需要有人把这句话喊出来、立起来。
三是明确项目不挣钱,不要找客观理由,就是犯罪。
这句话最狠,也最管用。干工程的人都知道,项目亏损的原因可以找出一大堆,材料涨价了、天气不好了、甲方付款慢了、设计变更多了、地方关系难协调了,这些理由有没有道理?有的有道理,有的没道理,但孙总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一亏钱就先找理由,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尽到责任。同样的市场环境,为什么有的项目能挣钱,有的项目就亏损?同样的甲方,为什么有的项目经理能周旋得开,有的就一筹莫展?客观困难永远存在,但主观努力才是决定性的。把“不挣钱就是犯罪”这句话立在前面,就是逼着大家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先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位,再去谈客观条件。
四是现在建筑企业进入寒冬期,这一说法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值得建筑企业深思。
这些年,建筑行业的形势大家都看在眼里。基建增速放缓,房地产深度调整,市场竞争白热化,工程款拖欠成了家常便饭,利润空间被一再压缩。不少建筑企业又回到了当年那种艰难的日子,项目接不到,接到了也干不好,干好了也收不回钱。
在这种时候,孙总当年那句话的分量就格外凸显出来了。寒冬期里,企业不挣钱,不光是个发展问题,首先是个生存问题。工资发不发得出来?队伍稳不稳定?银行贷款还不还得上?这些现实问题,归根结底都要靠“挣钱”两个字来解决。那些还在靠规模撑场面、靠贷款过日子、靠上级兜底的企业,真该把孙总这句话拿出来好好读一读、想一想。
回过头来看,孙文杰这句话之所以能“管中建企业一万年”,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玄妙,恰恰是因为它说中了一个最朴素、最根本的道理。企业不挣钱,什么都谈不上。员工福利、社会责任、品牌形象、行业地位,所有这些光鲜的东西,底下都得有利润撑着。没有利润,一切都是沙上建塔。孙总在那个时候把这句话喊出来,需要勇气,也需要见识。他看透了国企身上的病根,也开出了最直接的那味药。这味药苦,但管用。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孙总这一声怒喝,中建系统还要在“首长批示”的惯性里滑多久?那些亏损项目还要再列多少张清单?下岗职工的队伍还要再排多长?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的经验值得反复咀嚼。今天的中建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之一,业务遍布世界各地,实力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忘了当年那句话。企业做大了,挣钱的本事强了,但“不挣钱就是犯罪”这根弦不能松。因为市场不会永远温柔,寒冬说来就来。能在春天里想着冬天的事,能在顺境里记着逆境时的教训,这样的企业才能走得远。
孙文杰那句话,说的是中建,又不只是中建。整个建筑行业,整个国企系统,乃至所有在市场上讨生活的企业,都能从这句话里品出滋味来。企业不赚钱就是犯罪,这话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过时。
它像一面镜子,照得出经营的成色;也像一根鞭子,抽得醒装睡的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眼下建筑行业的寒冬还在继续,愿更多的企业能把这句话刻在心上,先把“挣钱”这件本分事做好,再去谈别的。毕竟,活下去,才有一切。
(李苏章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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