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益民长篇小说《天牧》：新时代戍边文化叙事

新时代语境下的戍边文学，正经历从 “军事叙事” 向 “文化叙事” 的范式转换。既往大量边疆军旅写作，习惯于将边境处理为冲突对抗的物理场域，叙事重心聚焦哨卡、战壕与对敌作战，戍边被窄化为军人个体的牺牲奉献，家国宏大叙事与边疆民间的文化生活形成割裂。人物塑造常常陷入类型化困境，军人被塑造成道德完美的英雄符号，边民则是被动接受保护的客体，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往往被宏大主题所遮蔽，人的精神褶皱、文化观念的摩擦与融合，很难得到充分的审美呈现。

党益民的长篇小说《天牧》，立足于西藏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 的国家战略，依托作者数十年高原戍边的生命体验，完成对传统戍边叙事的美学突围。小说开篇以山地旅特战分队清剿暴恐分子的实战场景揭开故事帷幕，狙击手余木因性格狂妄擅改战位，直接造成中队长赵哲阵亡，背负精神罪责的余木退伍之后无法安身于内地都市，受战友遗愿感召重返扎雪牧场，投身牦牛合作社建设。逃亡女性吴丽意外闯入边境牧场，成为搅动共同体秩序的异质性变量。军人、民警、乡镇基层干部、世代游牧的藏族牧民在同一片雪域牧野之上，共同面对边境安全风险、生态危机与个体生命困境。小说创造性地提出 “牧野” 与 “牧心” 的双重文化命题。“牧野” 指向土地层面的实践，即对高原草场、牲畜、边境生态的照料与守护；“牧心” 指向精神层面的自我修持，也就是 “卑以自牧”，个体在严酷的边境生存境遇之中完成灵魂的淬炼、忏悔与救赎。牧野是牧心的现实载体，牧心是牧野实践的精神内核，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服务于戍边共同体的生成。从文化叙事视角看，戍边成为一种涵纳民生建设、生态护持、文化调适、人性安顿的综合性文化实践，共同体也是不同文化主体在共同生存境遇之下，经由摩擦、博弈、理解之后所生成的命运联结。文本内部，每一个核心人物都存在物理生存境遇与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刻张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源于军营军事文化、高原游牧乡土文化、都市现代文化之间的冲撞与兼容。

牧野的边境空间与共同体的生成基底

《天牧》建构起由军营、扎雪牧场、帕克镇、雪山象征空间、内地都市镜像空间共同组成的多重空间谱系，不同空间承载着相异的文化逻辑，而扎雪牧场这一“牧野”空间，构成戍边共同体得以生成的现实文化基底。在扎雪牧场，戍边褪去炮火硝烟的外衣，溶解为放牧、补饲牦牛、修缮圈墙、防范狼群、调解民间纠纷等日常化生存实践。国土安全的根基，不只建立在武器装备之上，也建立在边民世代扎根土地的生存实践当中。边民安居乐业、草场生态得以维系，本身就是固边强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正是新时代戍边的文化要义，国土守护既是对外抵御风险，也是对内维系边疆社会的存续。

牧野空间内部，多重文化主体在此相遇、博弈、共生。退役军人余木，是军营军事文化向民间场域延伸的中介载体，他携带着特战系统的理性、效率意识与责任伦理进入游牧社会；嘉措啦一家代表高原游牧乡土文化，遵循世代传承的生存经验、人情伦理与自然观念；朗杰承载着现代国家的政法治理文化；乡镇干部则是国家政策下沉基层的文化中介；而外来者吴丽，则裹挟着都市破碎的家庭伦理与边境生存逻辑，作为异质他者闯入共同体。多重文化系统共处于同一片牧野之上，必然产生观念裂隙。野狼夜袭牧场的危急时刻，军犬、藏獒、退役军人、普通牧民协同御敌，则展现了不同文化主体在共同生存危机面前达成的实践层面的团结。

《天牧》进一步拓展共同体的文化边界，将高原自然生命纳入共同体的文化视域。新时代戍边的文化内涵包含生态护边、守护国土，亦要守护国土之上万物生灵的生存。“天牧” 的文化意蕴由此显现，天地牧养万物，人与野兽共居雪域，人类并非高原土地的唯一主宰。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冲突与共存交织，折射出边疆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复杂伦理。

共同体同时具备时间向度的文化赓续。文本建构起三代戍边人的代际谱系，从为前线运送物资而牺牲的驮队成员罗布，到赵哲、余木、嘉措啦一代亲历反恐斗争的实践者，再到卓玛、娜珍、旺姆等新时代边疆青年，戍边事业在代际传递之中完成文化传承。军人的家国责任、牧民守土爱家的生存信念，跨越代际得以接续，戍边共同体由此获得历史文化厚度，而非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时间切片下的群体聚合。

牧心的精神自洽与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如果说“牧野”指向共同体得以生成的客观文化场域，那么“牧心”作为主体的精神修持，则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内在精神根基。小说的成长叙事，是成人的创伤修复、人格反省与精神蜕变，个体肉体为严酷的高原物理生存境遇所规约，而精神世界则在忏悔、挣扎、觉醒之中完成自我淬炼，物理生存世界与内在精神世界形成持续的二元张力。人物之间的诸多矛盾，最终都可以追溯至不同文化模铸之下的精神结构差异。

余木是《天牧》中“牧心” 命题最集中的承载者。物理生存层面，他先后辗转于特战军营、内地都市、扎雪牧场三重空间，重返高原牧场后，他投入繁重粗粝的牧业劳作。然而肉体可以自由迁徙，精神却始终被战斗失误带来的罪责记忆所禁锢，这构成其人物最核心的文化悲剧。而靶场之上打刀刃失手的细节具备强烈象征意义，昔日枪王高超的射击技艺已然衰退，这意味着那个迷恋武力荣光、性格骄狂的旧自我正在瓦解；而投身合作社、无偿捐献特战笔记、一次次登临雪山在赵哲墓碑前忏悔，则是他以现实实践完成精神赎罪。“我在放牧牦牛，牦牛也在放牧我”，这句独白道破牧心的文化内核，高原牧野的劳作不是简单谋生手段，而是精神自我驯化的媒介。但小说拒绝将余木塑造成涅槃的完美英雄，创伤并未一次性消解，噩梦、情绪失控依旧会反复出现，牧心是漫长往复的文化实践，而非一次性完成的精神洗礼。这就摆脱了军旅文学常见的英雄理想化书写，呈现出精神救赎的复杂性。

而《天牧》中两种边疆青年女性形象，同样显现物理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对照，并且折射不同文化路径对人格的塑造。土生土长的牧民少女娜珍，肉体被限定于牧场日复一日的放牧劳作中，精神层面却涌动着对婚恋自由的渴求，身处游牧传统习俗与现代个体意识的夹缝之中；女狙击手卓玛，由牧区少女成长为“高原枪王”，亲历战友牺牲的巨大创痛之后进入军校深造，高原游牧文化与现代军事文化在她的人格内部完成融合。二者人生道路的差异，不是简单命运分野，而是边疆青年面对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一个扎根民间游牧生活，一个汇入国家军事体系，两条路径并行，共同丰富新时代边疆主体的精神图谱。

闯入者吴丽的人物书写，则将物理与精神世界的撕裂推向极致，呈现被文化秩序所碾碎的个体悲剧。她接受过现代都市教育，因家庭伦理的崩塌和遭到爱情的欺骗而误伤他人，走上逃亡之路。肉体辗转于都市、拉萨、高原荒野，持续承受生存层面的胁迫与恐惧；精神层面残存着审美感知与人性良知，她成为共同体秩序之外的漂泊者。吴丽的存在提出尖锐的文化问题：当个体被原有文化秩序所抛弃，边疆共同体该如何回应外来者的苦难，这构成重要的文化反思。

不只青年群体，成年人同样参与“牧心”这一精神实践，其蜕变本质上是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调适。老牧民嘉措啦在现实收益的驱动之下逐步接纳现代牧业理念，从内地调到高原的大队长王言在高原现实经验面前放下傲慢，完成内地军事文化与高原本土戍边实践的兼容与跃升。由此可见，“牧心”并非只是孤立个体的内心活动、个体精神的自我修持，同时也是不同文化系统相互碰撞、理解、兼容的过程。无数个体精神层面的自我完善，汇聚起来，构筑戍边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

戍边共同体的审美建构与时代文化内涵

经由“牧野”的现实场域与“牧心”的精神实践，《天牧》完成戍边共同体的文学审美建构，其时代文化内涵，需要放置在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平年代强边固边事业的框架之下加以阐释。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共同体的生成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也不是依靠空洞的道德宣讲，而是扎根于不同文化主体的摩擦、博弈之后的最终现实融合。

首先，小说重构新时代戍边的文化内涵，破除“戍边等同于军事作战”的狭隘认知。和平年代的戍边，是军事安全、民生发展、生态保护、人心安顿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实践。小说将国家层面“稳定、发展、生态、强边”的宏大战略，转化为牧野之上普通人的劳动、交往、悲欢，宏大国家叙事不再悬浮于民间生活之上，而是内化于边疆文化肌理之中。这为新时代戍边文学拓展了思想边界：戍边书写不能仅仅停留于战斗与牺牲，更要看见和平年代边疆建设复杂的文化实践。

其次，以文学审美方式演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单向度“军民鱼水情” 的传统叙事模式。在《天牧》的共同体图景之中，军人、民警、基层干部、藏族牧民是多元平等的文化主体，各自承担不同的戍边职能。共同体内部存在分歧、猜忌、观念冲突，并不回避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也不刻意制造无差别的集体幻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口号式的宣示，而是落实在共饮酥油茶、协同抵御危机、代际接续守望等日常生活文化细节之中。不同文化主体在共同生存命运之下求同存异，在差异之上建构命运联结，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文学层面的艺术转化。

再者，以“牧野—牧心”的双重意象开辟戍边文学向内掘进的精神向度。《天牧》在书写严酷物质生存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人的精神世界，关注创伤、忏悔、自我救赎。高原不只是磨砺肉体的地理空间，更是灵魂淬炼的文化空间。守护国土亦要守护人心，由此边疆书写实现向外家国叙事与向内精神叙事的双向统一。

和平年代的戍边，不只是以武器对抗外来风险，更是扎根土地的民生实践、尊重万物的生态实践、安顿人心的精神实践。军人、民警、基层干部、边地牧民，乃至高原生灵，共同构成雪域国土的守护者。宏大的家国叙事，唯有扎根于土地的文化肌理与鲜活个体的生命体验，才能够拥有持久的审美力量。《天牧》回应新时代强边固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为当代军旅戍边文学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审美范本。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