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诞辰131周年｜两个半人的团队，写就中国现代出版的热血篇章

2026年11月5日，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31周年。回望这位伟大的出版家、新闻战士，他波澜壮阔的事业起点，始于一间狭小的过街楼办公室。当黄炎培向尚在为生计奔波的邹恩润递来《生活》周刊的主编邀约，一段中国出版史上艰苦卓绝的创业就此开启。人手寥寥、发行量微薄、经费捉襟见肘，他以“韬光养晦，奋斗不懈”为信念，一人执笔，数种笔名，灯下伏案疾书，亲笔回复如雪片般飞来的读者来信，把一本刊物，锻造成唤醒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号角。

让我们重回那段创业岁月，读一读邹韬奋作为编辑的初心与担当。

《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

黄国荣 著

作家出版社

韬奋正伏案疾书赶稿子，徐伯昕也在办公室里忙他的事，黄炎培悄声地进了屋。

黄炎培跟往常一样打招呼：“恩润，又在给谁家赶稿子呢？”

韬奋不好意思地憨笑着答：“《时事新报》要一篇时评。”

黄炎培关心地问：“恩润，你兼了几家报纸的差？”

韬奋很紧张，没有回答。

黄炎培和蔼地问：“家里缺钱，是吧？”

韬奋难为情地说：“妻子快要生了。”

黄炎培听了这话，脸上漾出一些犹豫的神色，似乎心里还有话要说，却没有说出来。

韬奋发觉了老主任的神色，疑惑地看着他问：“主任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

(来源于网络）

黄炎培坐了下来，拿一根食指敲敲主编的桌子说：“本来找你想商量件事，王志莘先生要去银行任职，咱的《生活》周刊没人主编了。我想，你倒是挺合适。你笔头快，又在大报馆锻炼过，当主编没问题。只是杂志发行量只两千八百份，人手也只有你、伯昕和孙梦旦三个人，经营起来比较困难，也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接手《生活》周刊。”

韬奋有些意外，他犹豫了一会儿，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徐伯昕两只耳朵却一直竖着听这边两个人说话，他看到韬奋摇头，也非常失望地摇了头。

黄炎培十分体谅地说：“你现在是有家口的人了，需要多赚钱养家，这边能给你的薪资也太低。”

韬奋觉得老主任误解了他的意思，急忙解释：“主任先生，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的职教刊物没多大意思，做起来也困难。”

黄炎培看着韬奋，觉得他有想法，就鼓励他说：“现在的刊物没意思，你当了主编，可以改啊！”

韬奋心里没底，他有些勉强地说：“那我考虑一下吧。”

黄炎培还是寄希望于韬奋：“那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也算是你的一件人生大事，你年轻，正是创事业的时候，回家跟妻子好好商量一下，我很希望你能接下这刊物，我也相信你会有一番作为的。”

黄炎培一离开，徐伯昕立即凑过来。他鼓动韬奋：“恩润，你怎么不接呢？接呀！我支持你，刊物现在没影响，黄主任说了，可以改啊！我觉得你很适合做《生活》周刊的主编。”

让黄炎培和徐伯昕这么一劝，韬奋被说动了，他认真地做了一番思考。

韬奋出生在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很显拮据。韬奋兄弟三个姊妹六个，他是长子，从小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父亲希望他将来做一个工程师。但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做不了工程师，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成绩优异，他仍对数学、物理不感兴趣。终未遂父心愿，他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人生发生了一大转折。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韬奋为谋生暂去就业，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后到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写作、翻译工作。1922年，他正式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开始了他的新闻、编辑、出版生涯。回想自己的经历，他觉得自己还是愿意做编辑出版工作，也适合做编辑出版工作。

韬奋回家跟沈粹缜商量，如实地说了目前刊物的实际情况，只有他和徐伯昕两个，孙梦旦是兼职会计，只能算半个人；发行量现在也只有两千八百份，入不敷出，但接手后刊物的内容、设计、风格都可以改。沈粹缜觉得兼职太辛苦，也不稳定，希望他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有发展的事业可做；再说当了主编，等于自己有了一块天地，能做成什么样，全凭自己的本事。她相信自己的丈夫能做成事，能做成大事，她全力支持他。就这样，韬奋打定了接手《生活》周刊的主意。

他和徐伯昕、孙梦旦三个人在辣斐德路444号过街楼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了《生活》周刊的艰苦创业。三张桌子就塞满了屋子，编辑部、总务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多位一体，都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一年中他苦苦思索，如何让一本读者很少关注、反映职工教育生活的刊物，变为关注人生、唤起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大众喜爱的刊物。自第二年开始，他调整办刊方向，确立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确定刊物以最近的趋势和时事为中心，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创办一种议论公正、评述精当的时事周刊。刊物和文章的风格力求体现“每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供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粮”这样一种情趣。因此，《生活》周刊更接近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让读者多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情绪。

办刊的理想有了，但人手极端少，资金也极端有限，当时连供稿的作者都请不起，付不起稿费。怎么办？只能靠自己。每期刊物的文稿只好由当时的邹恩润自己一人来写，但一个人写难以满足读者多层次多口味多喜好的阅读需求，他就以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等笔名撰稿。影响最大的笔名还是韬奋，从1928年11月18日《喂！阿二哥吃饭！》一文后，被读者熟知。他曾向人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 ‘奋’是奋斗不懈的奋。”文章不是以不同署名就能满足不同读者阅读需求的，读者性别有男有女，年龄有老有轻，文化有高有低，韬奋用尽心思磨炼自己，有的文章完全用女性化的笔名，以女性的温和雅致的文字风格书写；有的文章则以中老年喜爱的笔名，以老到辛辣的笔墨书写；有的则以年轻而充满朝气的笔调和充满青春活力的激情书写。尽力满足各阶层、各年龄段、男女读者的多种需求。

韬奋对读者更有亲和力的是竭诚为读者服务，这种服务不是装样做表面文章，而是发自内心，他始终把读者奉为真正的上帝。《生活》周刊许多栏目都受读者欢迎，但“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成为他与读者交流心声的重要园地。

“小言论”，每期每篇篇幅不长，但精致而言之有物，总会给人启迪，发人深思。而“读者信箱”则要他花费比撰稿还多的精力与心力。那时候，他们刊物的读者来信就成麻袋地装，回复周刊读者的来信，每一封都是韬奋亲笔写。几乎每一天，韬奋都是从下午开始回信，直到夜里两三点钟。大到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工作方法、写作技巧等，他都会给予具体的、各不相同的解答。看信、回信占据了韬奋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还选出来直接在刊物发表。

最长的回信，他会写到上千字。有时在办公室写不完，他就把信带回家写。沈粹缜有一次和他开玩笑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即便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他也做不完要做的事。

这仅是一个方面，自韬奋接手《生活》周刊，他就立了个规矩，只要周刊的读者找到咱，不管是什么事，都要给他帮助。慢慢地，读者就把《生活》周刊当作自己的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问路、问事、打听人、买火车票或船票、找旅馆等杂事，都会毫不见外地向他们求助，有时连找对象、谈恋爱都会跟韬奋商量。

不只韬奋一个人如此拼命，徐伯昕也是独当管理经营发行这一摊，孙梦旦也是财务和总务所有杂事都管。他们三个人齐心协力，艰苦创业六年，终于走出了困境。

他们开始通过考试，对外公开招聘员工。那时，已经告别了辣斐德路那个过街楼，搬到了华龙路80号。

徐伯昕抱着一摞试卷进办公室，韬奋问：“伯昕，这次来应聘考试的有多少人？”

徐伯昕兴奋地说：“三十多个呢！”

韬奋欣慰地笑了：“想当年《生活》周刊只有你、我和老孙三个人，现在还有了生活书店，开始公开考试招聘店员了，刊物发行也过了十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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