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150万契丹人找到了？DNA对比结果一出，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1999年出版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第3期上，刊登过一篇只有短短几页的研究简报，题目叫《契丹族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分析》。

这几行数据后来被反复引用，因为它给一个困扰史学界几百年的问题，第一次拿出了分子层面的线索。

问题本身很简单，辽朝末年大约150万契丹人，后来都去了哪里。

要弄清这个问题，得把时间往回拨。

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各部的可汗，916年正式称帝，后来定国号为辽，这个政权前后延续了两百多年，和北宋长期南北并立。

契丹人的名气传得很远，俄语里称呼中国的词至今还是“Китай”，词源就是“契丹”，在不少西方人早年的印象里，契丹几乎就是中国的代称。

可1125年辽朝被金朝灭亡以后，契丹人在史书里的身影越来越淡。

辽亡前夕，耶律大石带着一部分人西迁，在中亚建起西辽，到1218年被蒙古所灭。

留在北方的契丹人，先归金朝管辖，后来又赶上蒙古兴起，不少人投身蒙古军中，跟着大军东征西讨，元初名臣耶律楚材就出自契丹皇族。

到元朝以后，“契丹”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名字，在史料里就很难再找到了。

有学者认为这些人在连年战乱中消耗殆尽，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早已和周边民族混居融合，两种看法争了很久，谁也拿不出能一锤定音的东西。

线索最早落在了东北。

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的地方，世代生活着达斡尔人，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几百年前有支契丹军队来这里修筑边堡，后来就留下没走，领头的人叫萨吉尔迪汉，被达斡尔人当作祖先。

另一条线索，却出现在几千里外的云南。

保山市施甸县有一群自称“本人”的人，族谱把祖先一直追到耶律阿保机，在由旺乡的一座宗祠里，还挂着刻有“耶律”二字的牌匾。

史料里确实记着一个叫阿苏鲁的人，是归附蒙古的契丹后裔，家族先辈参加过西南的战事。

1253年，忽必烈率军南下征讨大理，大批将士随军入滇，仗打完以后，有一部分人留在当地驻守屯田，阿苏鲁家族后来做了施甸长官司的长官。

只是北方草原和西南山地隔着万里路程，光凭族谱和传说，学术界始终不敢下结论。

转机出在上世纪90年代。

几家科研单位联手，从四川乐山取来一具契丹女尸的腕骨，又从内蒙古赤峰等地取来带有墓志、身份清楚的契丹人牙齿和骨骼，同时采集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汉族以及施甸“本人”的血样。

中国新闻网2017年7月13日的报道里写得很明确，1996年，由中国协和医院牵头，中国社科院、云南民委、内蒙古民委协助，把施甸“本人”的血样和契丹古尸标本做了DNA比对。

比对的结论是，云南“本人”很可能就是当年契丹远征军的后裔。

1999年的那篇简报，则把达斡尔族这条线坐实了一大步。

研究人员从6例考古出土的契丹遗骸里提取DNA，测出两段线粒体控制区序列，还按照国际通行的“真实性标准”做了验证，排除了现代污染的可能。

前面提到的4个位点，就是在这一轮比较中找出来的。

不过，一项研究毕竟只是一家之言。

过了几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换了一批样本，又做了一遍。

吉林大学这个团队手里的古代样本不少，内蒙古一带的契丹贵族墓葬，比如2003年发现的通辽吐尔基山辽墓，还有契丹重臣耶律羽之的家族墓地，都给古DNA研究提供过材料。

两支队伍、两批样本、相隔数年，得出的结论却对得上，这在古DNA研究里分量不轻。

这项工作后来也没停下。

2016年3月25日，朱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了题为“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讲座，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的阶段成果，北方古代族群之间的遗传联系，一直是这个领域持续追踪的方向。

DNA给出了答案，生活里的细节也一直在帮着作证。

契丹人喜欢一种持杖击球的游戏，史书叫它击鞠，达斡尔人世代玩的曲棍球“贝阔”，打法和它相当接近。

达斡尔族聚居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58年8月15日成立，后来被国家体委命名为“曲棍球之乡”，这些年往国家队输送了不少曲棍球运动员。

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达斡尔族人口约13.2万，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齐齐哈尔，新疆塔城也有一部分。

云南这一支的人数也不算少。

中国新闻网2017年7月13日的那篇报道提到，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生活着大约15万契丹后裔，单是施甸县就有9万人左右。

他们多姓阿、莽、蒋，如今分别属于汉族、彝族、布朗族等不同民族。

施甸县木榔村的耶律宗祠，门口挂着“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被当地看作保山契丹后裔共同的祖祠。

离木榔村16公里的大竹篷村，还留着一座长官司署衙，里头供着阿苏鲁的牌位和耶律阿保机的画像，同村还有刻着契丹小字的墓碑。

宗祠二楼墙上有一幅青牛白马图。

在契丹人的起源传说里，一位骑白马的男子和一位驾青牛车的女子在木叶山相遇，结为夫妻，繁衍出契丹各部，辽朝皇帝历来有祭祀青牛白马的习惯。

墓碑上的契丹小字能被认出来，也得益于几代学者的积累。

族谱、宗祠、古图、墓碑，再加上两轮DNA比对，几条线索拼在一起，云南“本人”的来历也就有了着落。

回头再看那150万人，其实并没有凭空蒸发。

有人北上扎根在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慢慢成了今天的达斡尔族。

有人随蒙古大军南下，在云南屯田落户，改了汉姓，学了当地话，和周围民族通婚往来，一住就是七百多年。

更多的人散在北方各地，和汉族、蒙古族、女真族等民族一点点交融在一起。

“契丹”这个族名从史书里淡出了，可他们的血脉和习俗一直传了下来，草原上挥杆击球的达斡尔少年，施甸山村里供奉耶律先祖的“本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史书没写完的那一页，最后是由一组组DNA数据补上的。

1 吴东颖，马素参，刘春芸，杨焕明.契丹族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分析（简报）J.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1999（3）.

2 许月，张小雷，张全超，崔银秋，周慧，朱泓.古代契丹与现代达斡尔遗传关系分析J.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6，44（6）：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