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伟、方明：中国方案切中亚洲海洋治理痛点

当前亚洲海洋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传统安全风险尚未消退之际，气候变化、生态退化、资源约束、蓝色经济迭代等带来的非传统挑战集中凸显。与之相应，海上安全治理的需求已从“维护秩序”延伸到“保障发展”，从单一执法延伸到生态、产业、民生的综合维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海警局提出的“三体”理念，即“专业的海上执法合作体、包容的海上安全共同体、可持续的海洋治理综合体”，回应了亚洲海洋治理的时代之问，为完善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提供了务实方向。

从现实来看，亚洲海洋治理正面临新旧挑战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方面，走私、偷渡、海盗等传统海上治安问题依然存在，IUU捕捞（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的简称）屡禁不止，海上险情与灾害事故频发，各国海上执法力量的协作需求持续上升。但另一方面，各国执法标准不一、程序衔接不畅、信息共享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同样的海上违规行为在不同国家的认定标准、处罚尺度差异很大，既影响执法效率，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摩擦误判。更重要的是，随着蓝色经济快速发展，海上风电、海底电缆、海洋牧场、滨海旅游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海上生产作业活动的密度和复杂度大幅提升，由此带来的作业安全、航道保护、生态防护等新问题，早已超出传统治安执法的范畴。如果各国海警仍停留在“各管一片海、各执各的法”的碎片化模式，既应对不了交织叠加的风险挑战，也跟不上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节奏。

“三体”理念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跳出了“就安全谈安全，就执法谈执法”的传统思路，把海洋治理从单一的安全维度，拓展为执法、安全、治理逐层推进、统筹协同的完整逻辑，有效回应了区域合作的现实痛点。

专业的海上执法合作体，解决的是“怎么高效合作”的基础问题。海上执法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时效性，从打击非法捕捞到海上搜救，从处置船舶溢油到应对突发险情，都需要快速响应、协同行动。强调“专业化”，本质是推动各国海上执法从“零散协作”走向“机制化协同”。特别是通过共商执法标准、共享情报信息、衔接办案程序、开展联合演练，逐步实现规则互认、行动协同。这不仅能大幅提升跨国执法的效率，更能最大限度减少执法差异带来的误解与摩擦，让海上执法合作从个案驱动变成常态运行。

包容的海上安全共同体，解决的是“以什么心态合作”的原则问题。亚洲地区国家众多，海洋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各异，对海洋权益的诉求也不尽相同。搞排他性小圈子、零和博弈，甚至把海上执法工具化、阵营化，只会加剧分歧、放大风险。强调“包容性”，就是坚持平等对话、相互尊重，尊重各国合法海洋权益，也照顾彼此合理发展关切，不搞胁迫、不针对第三方。安全不是你输我赢的博弈，而是各国共享的公共产品。只有秉持包容精神，才能把分歧管控好，把合作做起来，让海上安全惠及所有国家。

可持续的海洋治理综合体，解决的是“合作最终为了什么”的根本问题。很多人对海警的印象还停留在“维护秩序、打击违法”，但现代海洋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发展。海上执法不是为了把海洋“管死”，而是要把海洋“盘活”。强调“可持续”，就是要跳出单纯的执法思维，统筹海上秩序、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多重目标。海警既要守好海上安全底线，也要为蓝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为沿海民计民生托底，为海洋生态保护筑牢屏障。既解决当下的安全问题，也支撑长期的蓝色经济转型，让海洋真正造福沿岸民众，这才是海洋治理的根本意义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三体”理念是植根于中国自身海洋治理的实践经验。近年来，中国海警不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海上巡航执法、生态管护、应急救援，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执法合作，在打击IUU捕捞、海上搜救、海洋环保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海洋安全治理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中国把这套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跨国合作理念，本身就是为区域海洋治理提供公共产品。

当前，亚洲海洋治理正处在关键路口。一边是蓝色经济转型的巨大机遇，一边是生态与民生的现实压力；一边是多边合作的普遍呼声，一边是阵营对抗的逆流干扰。“三体”理念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同，说到底是因为它契合了区域国家的共同需求，走的是多边共治、互利共赢的正道。从执法合作到安全共识，再到发展共赢，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随着这一理念逐步从共识走向实践，相信它会为亚洲海洋治理注入更多确定性，也会让这片承载着区域发展未来的蓝海，真正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繁荣之海。（作者蔡振伟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方明来自中国海警局执法部国际合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