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面临三大生存“难题”

文 | 中国金融网CFN 季伟

图 | 微摄

一家县域农商行的董事长在2026年的一次内部会上算了一笔账：全行不良率2.9%，拨备覆盖率不到160%，净息差1.3%出头。把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得出的结论不太需要修辞——息差收入覆盖完信用成本之后，剩下的利润已经不够补充资本了。资本不够，下一年的信贷投放就受限；信贷受限，收入就更难增长；收入不增长，内源资本补充就更无望。这不是一个季度的经营波动，这是一个闭环。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把这个闭环的三个节点标得很清楚。2026年二季度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2.83%，拨备覆盖率156.66%，资本充足率12.91%。同期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1.42%，拨备覆盖率211.97%，资本充足率15.26%。三个指标，三个方向，指向同一个问题：农商行的生存约束，已经从“赚多赚少”变成了“能不能同时守住资产质量、资本底线和盈利空间”。

难题一：息差还有1.59%，但“吃利差”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单看净息差，农商行似乎不是最难受的那一类。2026年二季度，农商行净息差1.59%，高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31%、城商行的1.40%，也高于商业银行整体1.41%。1.59%放在全行业里甚至算偏高的。

但这个数字需要拆开看。农商行的净息差之所以“看起来还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资产端收益率天然高于大行——服务的是县域小微和“三农”客群，贷款定价更高。高定价对应的是高风险，不是高回报。当不良率是2.83%、信用成本显著高于大行时，1.59%的净息差覆盖完风险成本之后，剩下的利差空间远比账面数字单薄。

更关键的是结构。部分农商行息差已经跌破1.3%，而不良率仍在高位。对这些机构来说，“吃利差”的模式在算术上已经很难成立：息差收入减去信用成本，留给运营和资本积累的部分接近于零。农商行的负债端成本刚性又比大行更强——县域存款竞争激烈，高息揽储的空间有限，但存款定期化的压力一点不少。大行可以靠结算存款和低成本对公负债压降付息率，农商行靠什么？靠网点人情和县域关系，这些能稳住存款，但压不下成本。

难题二：2.83%的不良率，和一条正在收紧的负向循环

资产质量是三个难题里最硬的那一个。

2.83%的不良率不是孤立数字。它在六年里被一条清晰的传导链推着往上走：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资金成本和科技能力持续下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从2020年末的31.65%升至2025年末的45.55%，农村金融机构的占比则从33.92%降至25.35%。大行在县域市场用更低利率“掐尖”，农商行辛苦培育的优质小微企业主和种养大户，在企业长大之后被大行以低利率批量接走。留在农商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越来越多是风险相对更高的“次级客户”。

这条链条的终点就是不良率。优质客户流失—风险客群集中—资产质量下行—拨备计提增加—利润被侵蚀—内源资本补充能力下降—信贷投放能力受限—更难留住优质客户。拨备覆盖率156.66%距离150%的监管红线只剩不到7个百分点，意味着农商行用来吸收新增不良的缓冲垫已经薄到不能再薄。继续消耗拨备去核销，监管指标就会触线；不核销，不良余额就压在账上，资本消耗和盈利拖累同时存在。

难题三：12.91%的资本充足率，和内源补充的“断点”

资本充足率12.91%，比行业平均低2.35个百分点。这个差距本身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补充资本的通道正在收窄。

资本补充有两条路：内源靠利润留存，外源靠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或兼并重组。内源这条路，在净息差覆盖信用成本之后所剩无几的利润面前，已经很难走通。2026年下半年以来超过80家银行获批增资，多数是农商行，说明不少机构已经在走外源补充的路。但增资扩股依赖地方国资和现有股东出资，在经济下行区域，股东自身的出资能力也在承压。利润留存补不上，增资扩股要看地方财力，农商行的资本补充正在从“常规操作”变成“需要协调资源才能完成的任务”。

资本不足的直接后果不是报表不好看，是信贷投放能力被锁死。资本充足率逼近底线，每一笔新增贷款都要消耗资本，银行就只能在“缩表”和“挑最安全的客户”之间做选择。而“挑最安全的客户”恰恰意味着进一步让出县域市场的优质客群，把难题二里的负向循环再推一圈。

焦点剖析：三个难题不是并列的，是一个咬合的结构

把三个难题分开看，每一个都有对应的政策工具：息差有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不良有核销和批量转让，资本有增资扩股和专项债补充。但农商行的困境在于，这三个工具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要保拨备覆盖率，就得少核销、多计提，利润被侵蚀，内源资本补充就更难。要保资本充足率，就得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信贷投放收缩，息差收入下降，利润进一步承压。要保利润，就得少提拨备或者扩张高风险资产，资产质量和资本缓冲同时恶化。三个目标在同一个资产负债表上争夺同一笔利润，而利润本身正在被息差收窄和信用成本上升两头挤压。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何世红对此有一个判断：规模曾被视为抵御风险的“缓冲垫”，但当息差收窄与风险暴露同时发生时，旧模式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规模情结”有可能滑向“规模陷阱”。对农商行来说，这个判断的落点更具体——它的“规模”本来就不大，缓冲垫本来就薄，三个难题同时发作时，能够腾挪的空间比大行和股份行都要窄。

农商行需要一套不同于大行的生存逻辑，而不是在大行的逻辑里追赶

农商行的三大难题，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截面：在县域金融的竞争格局被大行下沉和互联网金融双重改写之后，农商行传统的“高定价覆盖高风险、靠利差养资本”的商业模式，已经无法在算术上自我维持。

2.83%的不良率、156.66%的拨备覆盖率、12.91%的资本充足率，这三个数字不会因为下一季度核销了几笔坏账或者获批了一笔增资就自动好转。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构性问题：农商行需要一套不同于大行的生存逻辑，而不是在大行的逻辑里追赶。大行靠低成本负债和科技批量获客，农商行拼不过；互联网金融靠场景和流量，农商行也拼不过。农商行唯一能守住的，是县域熟人社会里的信息优势、对本地产业周期的判断力，以及大行不愿意弯腰去做的那部分小额、分散、非标准的信贷需求。

但守住这些，需要一个前提：资本和拨备先得撑到差异化能力产生回报的那一天。改革化险、增资扩股、兼并重组，都是在为这个“撑到那一天”争取时间。时间争取到了之后，真正的考题才浮出水面：一家农商行能不能在1.5%左右的息差环境里，用比大行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比互联网金融更深的本地判断，把不良率压到2%以下、把拨备覆盖率稳定在监管红线之上、把资本充足率维持在不依赖外部输血的水平。这三个数字同时做到，才叫“活下来了”。少一个，都只是在延迟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