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文学的“骨气”源于作家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思考

11月7日，“明亮时刻——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颁奖活动”在阿那亚艺术中心广州馆举行。值此颁奖之际，我们走近本届获奖作家，展开深度对话，从创作历程到时代观察，聆听文学思考与现实关怀，探寻文学回应时代、抵达内心，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始终保有向前生长的力量。

在一个机器也能生成文字的时代，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获得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荧惑》中，张抗抗将笔触伸向了一个尚未抵达的未来——人工智能、元宇宙、火星移民……这些曾经属于科幻想象的事物，逐渐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作家张抗抗

从北大荒的青春岁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张抗抗的写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她曾以文学记录时代的褶皱，也不断将目光投向个体命运深处。从历史记忆中的人性幽微，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自主选择，再到《荧惑》对技术与人类未来的思考，她的创作始终没有停留在熟悉的题材与经验之中。正如她所说，作家不应被某种身份标签所限定，写作需要不断走向新的生活现场。

此次来到广州参加花城文学周，张抗抗也重新谈起了自己与广东的文学缘分。从广东文学的地域表达与国际视野，到女性主体意识的时代变化，再到AI对文学创作的冲击，她的思考始终落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文学如何与时代同行？

或许，在技术不断刷新人类想象边界的今天，文学最珍贵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始终牵系着人的情感、经验与灵魂。而张抗抗仍愿意继续写下去，继续追问那些关于人、关于生活、关于未来的问题。

“中国文学无形中吸取了广东性格中最优秀的那部分”

南都：您祖籍广东新会，早年曾写下《新会印象》，2000年以后写下《江门是一座旋转门》，与《花城》也有着长期的文学缘分。多年后再回广东，您对这片土地的认识有何变化？在您看来，岭南经验能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哪些独特的精神资源？

张抗抗：近代史上，广东始终开风气之先，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是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的领跑者。我的父亲的祖籍江门市蓬江区，近年来成为广东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老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是当代文化的重要传播之地，《花城》《作品》《随笔》《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坚守文学理想与人格独立精神，成为一方文学思想高地。岭南经验，意味着革除陈旧意识，大胆创新、冲破藩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广东人是最勤奋、最务实的实践者、行动者。中国文学无形中已经吸取了广东性格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但是广东人不善也不屑宣传自己的成果，而是润物细无声，无形中影响着全国民众。

南都：近年广东持续推动大湾区文学交流与国际传播。您认为，文学“走出去”最重要的是传播中国故事，还是创造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触及人类共同经验的文学作品？广东可以从哪里找到自己的表达优势？

张抗抗：传播中国故事严格说并非文学的全部追求，文学是人类精神的载体，世上所有的人性都是相通的，这是文学的根本。用文学当做宣传品，不是文学的本意。写好中国故事也要考虑到这个故事是否让别国读者感兴趣，他们是否从中国故事中获取了自己需要的营养。否则，即便“走出去”了，仍然无法进入对方的内心，很难产生期待中的影响力。广东作者身处沿海以及大湾区中心位置，自然具有更多的优势：观察事物的视野、信息传递、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可以产生更多的自觉性，文学表达的方式不拘于岭南，而是“国际化”的语言形式，用“国际化”的眼光讲好中国故事。

南都：您曾肯定《花城》的文学性、创新性与实验精神。面对当下的文学出版环境，您认为文学刊物应如何为新的写作探索保留空间？广东文学又如何形成更鲜明的审美与思想辨识度？

张抗抗：文学刊物应该尽量保留写作的探索空间，《花城》一直保持着这种探索精神，很可贵。每一期，都有新鲜感。近年来，广东文学中的打工者文学，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这是好的现象。广东文学要得到鲜明的辨识度，除了写出岭南的地域文化，还有南国的语言风格、南国的人物特色。广东的审美趣味很独特，它带有地缘文化色彩，口语语言虽然难懂，但是很有韵味，需要使用特殊的文字表现。改开以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广东，改变了广东的语言大环境。现在它是开放的、融合的。地道的原住民，广东方言+普通话，外来人与本地人的语言杂糅，构成了今天的广东文学语言。它更有现代气息，更丰富。这是广东文学的特点，广东的写作者尽可让读者欣赏到这一特色。

“我是一条流动的河没有固定的地域文化制约”

南都：从杭州到北大荒，再到北京，跨越南北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您的文学视野。您曾将自己比作一条流动的“运河”，而非扎根一地的“深井”。这种迁徙经验如何影响您对故乡、地域与人的理解？

张抗抗：我是一条流动的河，没有固定的地域文化制约。对于我曾经生活过的杭州、北大荒、哈尔滨以及我如今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北京，我站在高处俯瞰。其实任何一个地方，人性的本质是相同、相似的。就以这一届“花城文学奖”我获奖的作品中篇小说《荧惑》来说，主人公所在的城市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写了AI时代来临，人的处境与对未来的迷惘，人们依旧在执着地寻找着人生的意义。

南都：近年来，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不断拓展，从个体命运与情感经验，延伸至性别秩序、社会结构与主体意识的讨论。从《作女》《情爱画廊》的探索到今天，文学应当如何回应这些新的女性经验，既呈现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发展，也书写其中的复杂性与未解困境？

张抗抗：浙江德清有一座“洛漾书院”，其中有“张抗抗文学艺术馆”，每年秋天举办“女性文学沙龙”，邀请女性评论家、女性作家一起讨论女性文学的现状与发展。今年已是第三季。AI时代对女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事业发展、婚育观、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变化。如今已经不再是《情爱画廊》面对市场经济彷徨挣扎的时代了。尽管李国庆与张丹红的婚礼上，他们宣称“依然相信爱情”，我也依然相信。但是，“作女”依然是这个时代女性的主要特征。我的女性经验告诉我：女性的独立自强依然是女子的唯一出路。经济独立、情感独立、思想独立。当代文学的女性作者的作品，大多在书写女性的精神性。男性作家较前些年，也有了些许改变。

“我的写作与时俱进重心落在审视历史、反思自我”

南都：您曾明确表示，不希望被简单归类为“知青作家”，知青经历只是您创作的起点。回看您的创作轨迹，从知青书写到历史反思、女性经验与当代社会观察，您如何理解自己不断变化的文学关注？作家的标签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作品，又会在何时成为一种限制？

张抗抗：知青时代距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归类标签只能说明创作者的一部分经历特征，知青只是曾经的身份。如果局限于知青生活，肯定成为一种束缚，题材变得狭隘，视野也会受限。事实上，当年的“知青作家”早已融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关注的问题也早已超越了知青生活的范畴。进入21世纪，我的写作与时俱进，重心落在审视历史、反思自我，比如我的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祛魅》知青成为配角。还有表现改开时代的当代生活。比如《作女》《把灯光调亮》《荧惑》，超越了知青身份，而是具有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以标签识别作者与作品，是一种浅表、简单化的理解。

南都：您曾提出中国文学需要更多批判意识，强调作品应当有“硬度”和“骨气”。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一部文学作品的“骨气”究竟体现在哪里？作家如何在回应现实的同时，保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张抗抗：这个问题涉及到作者的写作初衷，也就是为什么写作？究竟是为了追逐名利，成名成家，还是为了寄放自己无处安放的灵魂？前者无法抵挡商业时代必然出现的名利诱惑。纸质书籍的写作，关系到销售量、网络作家的写作，关系到流量，都与作家的个人切身利益相关。也许可以允许阶段性地做一些试验，但是，既然选择了严肃文学写作，那就保持纯文学写作的严谨性、纯粹性。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谓的“骨气”，来自作家的独立思考。辨识善恶是非，坚持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且努力地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决不为了获奖，为了个人利益，趋炎附势歪曲现实，迎合当前的标准。

南都：您的写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回望过去，您对文学的信念与年轻时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说文学始终在追问人如何生活，那么当下有哪些问题，是您仍然无法给出答案、却依然想继续追问、继续写下去的？

张抗抗：回望过去，我对文学的信念与年轻时并无本质的改变。我依然通过写作，寻找生命的意义；通过写作，解决自己内心的疑惑。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我在生活中，还会做一些其它的事情，看起来似乎与我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我在自觉履行公民的责任。这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

当下，我最困惑的是人类的未来。未来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无法预测。但肯定有许多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应该如何自处？AI时代的文学，不能替代人类的思考。人工智能如何解决人类的情感表达？文学是为了安放自己的灵魂，然而，AI没有灵魂，所以，AI无法代替人类写作。我想一直写下去，这是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最本质的区别。只有当人类不存在时，真正的文学才会消亡。即使人类不存在，文学依然存在。

统筹：贺蓓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