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男老师带6年状元班评优落空,辞职去私立,第3天校长来电。
我叫江砚青,今年三十九岁,吉林市人。在咱们这儿一所老牌的重点中学,教了十一年数学。其中最后六年,带的是学校最好的班——外人管它叫“状元班”。
状元班什么概念?全年级一千多个孩子,掐尖三十五个。这三十五个孩子,是学校三年后高考清北率的全部指望。我接这个班的时候,三十三岁,教龄五年,是我们学校历史上带状元班最年轻的班主任。校长当年拍着我的肩膀说:“砚青,这个班交给你,三年后,给我拿一个清北。”
我说行。
这六年,我不是在教书,是在拿命换。
**先说怎么带这个班的。**
别的老师带班,一天两节晚自习,我带三节。周五下午放学,我留到晚上十点,全班陪我做“大题攻坚”。暑假别人休息,我假期里一共休了九天。我闺女三岁那年,高烧四十度,我媳妇一人抱去医院,我在学校给这三十五个孩子压轴题精讲。我媳妇后来跟我说:“砚青,你对你那三十五个孩子,比对咱闺女还上心。”
我承认。
不是我不要家。是我们学校有一套特别要命的考核逻辑:状元班的学生,成绩就是班主任的命。你带的班平均分掉零点二分,年级组长找你谈话;有学生厌学、有学生早恋、有学生闹情绪,第一个被叫去“交代”的是班主任。我那些年,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半夜两点接过学生哭着打来的电话,凌晨五点开车去网吧捞过人。
六年下来,我带的这两届,实打实的成绩是:
第一届,全班四十二人,九个清北,其余全部985、211,班里出了当年的全市理科第二名;
第二届,四十一人,八个清北,全市文科前五里占了三席。
这个成绩,在吉林市,乃至全省,都是能拿出去讲的。学校的宣传栏里,我的照片挂了两年,下面写着“市优秀班主任”“省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年轻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是羡慕。
只有我知道,这六年,学校的荣誉墙,我一次没上去过。
**评优落空,是怎么落空的。**
在市里评“优秀教师”“教学能手”这件事上,我们学校有个不成文的传承:优先给“有需要的、快到点的、家里困难的”老师。说白了,这个奖项在学校的用途,不只是荣誉,还挂着职称,有些老师的职称差这一口气。
我理解这个“照顾”。所以前四次评优,我都没争。
第一次,二〇二〇年,我带的班刚考上九个清北。评优名单出来,没有我。我跑去问教务主任。主任很客气:“砚青,你年轻,机会多,今年让给王老师了,他评副高差这一项。你是状元班的班主任,还愁荣誉?”
第二次,二〇二一年,同样的话,让给了李老师。
第三次,二〇二二年,我带的第二届,八个清北。那一年学校一共三个名额,一个是副校长的关系,一个给了教了三十八年的老教师“最后一程”,第三个,给了一个“从外校调进来需要稳定”的老师。
我问的时候,校长亲自找我谈的。校长姓周,是个好人,跟我推心置腹:“砚青,你的成绩,我心里有数,全校都知道。但评优这个东西,不是说只看成绩。你年轻,三十几,你不让,谁让?你看张老师,五十六了,副高还没上,明年就退了,这辈子就白干了吗?你让他让一让,他能让吗?”
我说:“校长,我不是不让。但这三年,我带的两个班,出了十七个清北。我闺女今年上小学,我六年没陪她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学校最难的时候,谁来让过?”
周校长叹了口气,说:“砚青,我知道你委屈。但荣誉这个东西,你还年轻。明年,明年一定给你争取。”
第四次,就是今年,二〇二四年。我带的第二届学生刚高考完,八个清北,年级第一,全市第一。评优那天下班,我特意穿了件新衬衫。
结果,出来以后,名额给了三个人:一个是教务处的年轻副主任,刚从下面县里调上来,据说是为了“稳定骨干”;一个是周校长的“门生”,年轻,今年第一次带高三;第三个,给了个快退休的化学老师。
状元班的班主任,没进。
我下班没回家,在学校操场走了一个小时。
**辞职。**
一个星期后,我把辞职信交到了周校长办公室。
周校长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抬起头问我:“砚青,你想清楚了?”
我说:“想清楚了。”
他说:“你想清楚什么了?是那几个荣誉?荣誉能有多大事?”
我说:“校长,不是为了荣誉。”
我说:“是我今天在办公室写辞职信的时候,我算了一笔账。我从教十一年,带出来十七个清北,我自己的职称,中级,评了七年没上去。因为我们学校每年的副高名额,状元班班主任是不排在前面的,理由跟我评优被挤掉的理由,一模一样:你年轻,你还带得了状元班,给谁都行,不给你最没事。”
“校长,我认这个理儿:学校是集体。可集体不能只讲‘你还年轻’,不讲‘我干得好’。状元班的成绩,年年写在宣传栏上,我的名字也在上面;但评优、评职称、给名额的时候,我就成了‘年轻,还可以等’的那一个。我今年三十九,我等了六年。校长,六年了,我等不来一个‘明年就给你’。”
“我辞职,不是为了那两个荣誉。是因为我算明白了: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对学校是‘还能用’,不是‘离不开’。我得出去,看看我这十一年带出来的本事,到底值不值一个名字。”
周校长没再说话。他在辞职信上签了字,最后跟我说了一句:“砚青,你别怪学校。”
我说:“校长,我不怪学校,也不怪您。我就是等够了。”
**去私立。**
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我成了全市教育圈的名人。不是好名声,是“那个状元班班主任,为个荣誉辞职了”。有人说我不识好歹,有人说我“飘了”,也有人说“江砚青这几届清北,是学生底子好,换谁带不是带”。
我没回嘴。
辞职第三周,隔壁省的省会,一所民办寄宿中学找上我。副校长是教书出身,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江老师,我不问你清北率,我问问你:你带状元班,班里最差的那几个孩子,最后怎么样?”
我说:“最差的三个,一个出了心理问题休学一年,后来考了个二本,那孩子是我最亏欠的;另外两个,上了省内的211。”
他说:“行。我要的就是能看见‘四十二个人的班主任’,不是‘只看得见第一名’的班主任。”
他们给我的条件是:年薪,我原来公立的三倍多,还有住房补贴、子女入学。关键还有一句话:职称走民办系统的“双轨”,评聘分离,我报副高,材料够,就报,不用排位置。
我媳妇问我:“公立辞职,你不心疼?你这辈子就这一份工。”
我说:“桂芝,我带的那些孩子,我教他们‘别委屈自己,你要为自己的路负责’。我要是自己在这条路上一直受着委屈不走,我讲那些话,自己信吗?”
我签了。8月底,我去了新学校报到。
**第3天,校长来电。**
新学校很大,硬件甩我原来那个学校几条街,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我带的班,一半是“尖子”,一半是“花钱来的”。
报到第三天,也就是我上了两节课——两节很普通的课,我给学生讲怎么审题,讲怎么把一道题的“已知”重新标一遍——这天中午,我手机上进来一个电话。
来电显示:周校长。
我走到走廊尽头接起来。
那边静了两秒,然后周校长说:
“砚青,你在那边……还习惯吗?”
我说:“还行,课多,管得松,挺新鲜的。”
他“嗯”了一声。又静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没料到的话。
他说:“砚青,今年评优,我犯了个错。”
我说:“校长,您——”
他打断我:“你听我说完。你走后,这边出了点事。你带的那个第二届班,有两个孩子,家里出状况了,一个父亲得了病,一个母亲走了,都是八月底的事。两个孩子,高三。别的老师接不了,我让新来的那个年轻的顶上,他带了一个礼拜,一个孩子请了三天假,一个孩子不说话了。”
“两个孩子,前天在办公室找到我,说了一句话。”
周校长在电话那头,声音有点哑:
“他们说:‘校长,我们找不到江老师了。’”
“砚青,我不是让你回来。你辞职是你该辞的,这个事我心里明白,学校对不起你。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是想说两件事。”
“第一,那两个孩子的家长,我联系上了,学校安排人对接了。第二件事,砚青,我想跟你说,你走后这一个礼拜,学校开了两次会,我把这六年的评优名单,重新过了一遍。你说得对,这六年,状元班班主任的名字,一次都没有过。是我们理亏。”
“我打电话,不是求你回。是跟你说:你该走的,走对了。你是我们学校这十一年来带出来成绩最好、也最憋屈的一个老师。这个电话,是我欠你的。”
我站在走廊尽头,看着窗外。对面楼顶上,新学校的孩子在跑操,队伍稀稀拉拉的,跑得歪歪扭扭,但一个没请假。
我说:“校长,那两个孩子,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抽空给他们打个电话,不占学校的便宜,就是聊聊天。”
周校长说:“好。”
他挂了之前,又补了一句:“砚青,你在这边,把职称评上,把身子养养。你带状元班那些年,脾气比谁都急,头发比同龄人都白。”
我说:“哎。”
**后面的事。**
我没有回吉林市原来那个学校。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我带的班成绩从年级第六爬到第三,第二学期,第二。今年高考,我带的普通班,出了两个本省重点,其中一个,是当初“花钱来的”。那孩子考上以后,他爸给我鞠了一躬。
副高,我今年报了。材料送上去,那边说,稳。
我也没有断跟吉林市的联系。那两个孩子,我打过几次电话,后来他们自己考上了。其中一个,考的是师范大学,说:“江老师,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走了,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好不好,学校心里明白,学生心里也明白。”
周校长今年退休,退之前,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我们原来学校门口那块牌子旁边,新挂的一块“荣誉教师墙”,上面有我的照片。照片底下,没有写“市优秀教师”,写的是“江砚青老师,十一年,两届状元班,十七个清北”。
他说:“这个墙,我退休前最后一块活,给你挂上去的。”
我把那张照片存了下来,没回消息。
我不恨那个学校。我只是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能力被看见,是福气;能力被看见了,还一直被“明年,明年一定给你”拖着,那不是福气,是消耗。
我辞职那天,我以为我丢掉的是一份工作。第三天,周校长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我丢掉的,是那个把“你还能用”当成“你不用给”的位置。
我得到了什么?一个电话。一个在办公室被我看着走进去、最后挂出来我照片的地方。还有两个在本省读大学的普通班孩子。
至于荣誉——
我新学校的学生家长问我:“江老师,你这么厉害,怎么没评过市优秀教师?”
我说:“评过。六次。前五次,我让了;第六次,我没让,我走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真正的荣誉,不在墙上,在他的学生往后半生里,会怎么讲他。
——那年带我们,江老师一天没陪过他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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