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羁押近600天！杜特尔特终于等到中方说公道话，ICC不应越权审查

杜特尔特已经在海牙被羁押将近六百天，距离11月30日的庭审越来越近。

联大一场普通的年度报告表决，中方一句表态，

瞬间戳破了这场国际审判背后藏着的法理争议。

管辖权之争

菲律宾在2019年正式退出《罗马规约》，退出程序走完之后，本国不再属于ICC的缔约国。可国际刑事法院依旧坚持推进对杜特尔特的审理，支撑它继续办案的依据，就是规约第127条，认定退约不能抹除退约之前已经发生罪行的管辖权。

上诉分庭在今年4月作出裁决，维持了这份管辖权认定，但是这份判决本身，内部法官就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有法官出具异议意见，认为法院已经越过了合理的法律边界。

这套解释方式，在国际法学界一直充满争议。不少国际刑法学者提出质疑，规约条文本身并没有清晰写明，缔约国退约之后，遗留案件的管辖权边界到底划在哪里。

如果只要犯罪发生在缔约国时期，哪怕国家已经正式退出条约，法院依旧可以随时启动审理，那么国家的退约权实质上就被大幅削弱。

国家自愿加入、自愿退出，本是《罗马规约》建立在主权自愿基础上的核心逻辑，一旦这个口子放开，后续所有主权国家都要面对同样的风险。

中方在联大的发言，并不是针对杜特尔特个人的罪责，而是守住这条主权底线。中方明确提出，ICC应当防止不当扩大管辖权，不认同在没有安理会移交情势的前提下，管辖非缔约国国民。

联大当天的投票结果是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中国投出弃权票，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投反对票。这一组票数，也直观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于ICC扩权这件事，分歧已经非常明显。

想要看懂这个争议，不能只盯着杜特尔特案，还要对照ICC过往的经典判例。

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当年被移交海牙的时候，科特迪瓦还没有加入《罗马规约》，属于非缔约国，案件是该国国内力量主动提交给法院，历经多年审理，最终法庭因为证据不足，宣判巴博无罪。

肯尼亚的鲁托案同样是典型，案件启动之后，证人持续受到干扰、出现大量证人退出，最终指控被全部撤销。

对比这两个案子就能发现，ICC能不能顺利办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国本土政权是否愿意配合。

巴博案、鲁托案的波折，暴露出这套司法体系先天的短板，它没有独立的强制执法力量，取证、抓捕、证人保护，全都依赖当事国的配合。一旦本土政权态度转变，案件推进就会处处受阻。

而杜特尔特案，恰好撞上了菲律宾国内政坛激烈的派系斗争。小马科斯政府选择配合ICC的逮捕行动，才让杜特尔特顺利被送到海牙。

几乎同一时间段，针对副总统莎拉的弹劾程序启动，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条款，一旦参议院三分之二票数定罪，莎拉就会被免职，并且永久失去参选公职的资格。莎拉原本是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

与此同时，ICC公开了此前秘密签发的逮捕令，目标是杜特尔特时期的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德拉罗萨向菲律宾最高法院申请保护，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临时限制令申请，

但回避了菲律宾配合ICC逮捕令是否符合本国宪法这个核心问题。这份悬而未决的宪法争议，已经搁置很久，菲律宾本土司法机关迟迟没有给出最终定论。

司法和政治互相缠绕

海牙的庭审程序还在稳步推进，11月30日正式开庭，控辩双方会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展开辩论。按照司法原则，在法庭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杜特尔特都应当被推定无罪。

但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博弈不会停下，弹劾案的审理、派系之间的对抗，会持续和海牙的审判互相影响。

对于杜特尔特阵营来说，中方在联大重申的立场，是在法理层面给到的一种外部声音，但这份表态没有办法直接改变ICC的审理流程，也不能直接推翻已经生效的管辖权裁定。

中方的发言，面向的是所有主权国家，划定国际司法机构的权力红线，而不是介入个案的审判结果。

另一边，ICC本身也正处在巨大的舆论和法理压力之下。不断有国家开始反思，无边界的管辖权扩张，会持续冲击主权原则。

过去很多国家愿意认可ICC的价值，前提是它恪守补充性管辖原则，也就是优先尊重当事国本土司法体系，只有本国司法系统无法、不愿审理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介入。

一旦这个原则被弱化，机构的公信力就会持续受损。

菲律宾国内的局势同样充满变数，弹劾案的走向，会直接改变菲律宾政坛格局。如果莎拉弹劾成立，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力量会遭遇重创；

如果弹劾失败，派系之间的对抗还会持续升级。而德拉罗萨的逮捕令，也会持续牵制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的投票力量，左右弹劾法庭的票数格局。

先例不能开

这件案子最终的庭审结果，会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

如果ICC的管辖权认定最终被维持，意味着任何国家，只要曾经加入过《罗马规约》，哪怕后续正式退出，多年前发生的案件，依旧有可能被ICC翻出来审理。

这会改变整个国际刑事司法的运行逻辑，各国对于加入、退出国际刑事条约这件事，会变得更加谨慎。

巴博案、鲁托案已经证明，ICC的判决能不能落地，很大程度上依靠大国和当事国的配合。它没有自己的执行力量，判决本身没有天然强制力。

选择性执法、双重标准，一直是外界对它最主要的质疑。同样是严重暴力事件，有的案件迅速启动调查，有的案件长期搁置，这种差别，很难不让外界怀疑司法程序被政治因素裹挟。

中方的立场，是一条连贯的主线。早在杜特尔特被捕的时候，中方就已经表态，希望ICC严格遵循补充性管辖原则，审慎行使职权，避免政治化与双重标准。

更早之前，中方也曾在安理会否决相关决议，不赞同随意把一国国内情势移交ICC审理。这条立场，从来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维护国际法的基础框架，主权国家的同意，才是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源头。

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很多人很容易陷入一个简单的误区，把中方这次表态，解读成支持或者包庇杜特尔特个人，这其实是完全跑偏了。

杜特尔特有没有犯下指控当中的罪行，理应由法庭上完整的证据链条去判定，任何提前的预判都不符合司法精神。

我觉得中方真正在意的，是规则本身。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力，是各个主权国家自愿交出的一部分，它不是凌驾于全世界所有国家之上的世界最高法院。

我一直觉得补充性管辖原则是这套机制最核心的根基。一个国家自己有能力、愿意去审理本国发生的罪行，国际司法机构就不该越过主权去插手。

如果允许法院靠着自己对条约的解释，不断向外拓展管辖范围，今天可以审理退约国家前元首，明天这套逻辑就可以套用在其他任何主权国家身上，这条口子一旦打开，主权边界就会变得模糊，所有小国都有可能成为长臂管辖的对象。

我也清楚，美俄投反对票，出发点和中方并不一样。美国不认可ICC，是担心自己海外军事行动、盟友被追责；

俄罗斯投反对票，是回击ICC针对俄方人员的逮捕令。他们的反对，更多是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并不是为了维护一套统一、公平的国际法规则。

而中方弃权，走的是中间的路线，承认合法的国际刑事司法有存在的价值，能够追责大屠杀、反人类这类极端罪行，同时坚决抵制没有边界的扩权。

我还觉得，ICC最大的困境，从来不是有没有审理案件的权力，而是能不能做到统一标准。同一个法庭，不同案子，启动门槛、证据标准、处理节奏差别巨大，公信力自然会一点点流失。

司法想要让人信服，靠的不是单方面的裁决，而是稳定、统一、各方都认可的规则。当一个法庭的管辖权边界，只能依靠法官的解释去不断调整的时候，外界对它的怀疑就很难消除。

海牙这场审判，看似是一个前总统的案子，实则是全世界所有主权国家，都在观望这个先例会把国际法带向何方。

结语

这场审判的终点，不只是杜特尔特的判决，更是国际司法边界的一次重要检验。

脱离主权自愿授权的司法权力，再华丽的名头，也很难获得长久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