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啥表现得毫无羞耻心：种姓制度的藤，结不出现代文明的果

一个社会觉得什么可耻、什么体面，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天性，而是由它的等级结构和身份规则塑造出来的。

要看清印度的症结，可以从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入手：现代社会是怎样打破“人生来就分三六九等”的旧秩序的。

答案的一部分藏在消费里。这几年国内消费风向变化明显，钟薛高、花西子等高价品牌接连因定价被推上热搜，走高端路线的雪糕、奶茶、咖啡品牌业绩下滑，不少已经濒临倒闭。

平价品牌越开越多，比起几十块一杯的奶茶，越来越多人愿意买几块钱的柠檬水。许多小区门口原本是随手拿一小袋就要两百块的高端零食店，如今被主打平价、喊出“一颗糖也能买”口号的量贩零食店取代，顾客真的可以只拿一颗糖去结账。

不少人由此认为消费主义已经退潮。要判断这个说法对不对，得回到消费社会最初是怎么形成的。

到商场买鞋，就算整层都是鞋店，大多数人也会直接走进耐克、安踏这类熟悉的门店，因为这些牌子已经被默认代表质量可靠、款式好看，穿出去也有面子。品牌是否普遍存在，是判断一个社会消费主义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

品牌出现之前，世界是另一种样子。粮食自己种，衣服自己缝，家具工具自己做，几乎每个人都是生产者，即便在最富裕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也是农民。

分工只存在于很小的范围内，村里有个铁匠，锅破了找他补，要农具找他打。

产出普遍偏低，能拿去交易的剩余产品很少。交通条件同样恶劣，道路多是泥地，天气一变就难以通行，出远门还常遇到强盗，运输成本高得离谱。

工业革命，尤其是铁路的出现，把距离造成的阻碍基本清除了。

商品开始大范围流通，农民也不必再完全靠天吃饭。在火车逐渐普及的1850年前后，法国不少农村发展起养蚕业和葡萄酒业，农民专门生产能卖上好价钱的商品，再用收入购买食物和衣服。

现代市场就这样建立起来，同时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生产与消费被彻底分开了。过去农村几乎家家见过杀猪，连小孩都知道猪肉从哪里来。

如今城市超市背后是集采中心，集采中心对接肉类批发商，猪在别处集中繁育、饲养和屠宰，放血、烫皮、脱毛、去内脏、切块，每道工序都由不同的人完成。

等猪肉裹上保鲜膜摆进生鲜柜，在顾客眼里它已经成了一件孤立存在的物品。一斤猪肉十来块钱，顶级火腿一片却要几十甚至上百元，火腿爱好者讲究品牌、产地和等级，却很少有人关心猪是怎么变成火腿的。物品与人的关系变得抽象，整个社会也越来越“拜物”。

当年的农民同样会追问：凭什么要把吃进嘴里的东西交给素不相识的大公司？装在罐子、瓶子、袋子里的食物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和他们过去判断食物的方式完全相反，打开罐头发现东西有问题，也不知道该去找谁。品牌正是为了解决这个信任难题出现的。

品牌很快显露出更大的能量，它能把商品变成符号和图腾，让商品的价值脱离成分本身。买瓷砖清洁剂的人很少关心里面是不是白醋加小苏打，更看重这个牌子在媒体上的口碑。

顺着拜物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逐渐进入了消费时代。

带头的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小商人、记者、医生、职员，这群人夹在平民和贵族之间，往上攀不进贵族圈子，又看不上体力劳动，于是只能通过生活方式拉开和平民的距离。

有作家概括说，资产阶级和别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太追求区别了。更高标准的住宅，满屋的烛台、绘画、瓷器和地毯，主要用途都是展示身份。

这种做法放在封建时代几乎不可想象。当时的观念认为，人分高低贵贱是上帝的安排，妄图改变就是违抗神意。许多国家还有限制奢侈的法律，不同等级的人在服饰、房屋、饮食上都有固定标准，越级就是罪过，贵族的奢华也更像是在履行义务。

东方的情况相近，孔子主张衣冠要与身份相称，种田的人穿上官服，在当时就是礼崩乐坏。旧秩序瓦解后，等级开始流动，一个人的地位越来越取决于他拥有什么。

衣冠楚楚的农民也能显得体面，打扮得像农夫的贵族反倒失了身份。资产阶级内部于是爆发了一场符号之战，风格一旦大众化，就等于承认自己和底层没有区别，所以必须不断展示难以模仿的符号。

广告是消费社会的第三块拼图。19世纪末以前的广告大多平铺直叙，只写功能和价格。图像技术改变了这一点，广告开始调动心理联想。早期套路很直白：一个人头皮屑多，被人嘲笑，事业和感情接连受挫，用了一款去屑洗发水之后成了人生赢家。

现在这样直接贩卖焦虑的广告少了，但“问题出现，产品出现，问题解决”的脚本依然随处可见。

奢侈品也是如此，香奈儿、爱马仕、劳力士总把最大的门店开在市中心，对着大量买不起的人投放广告，道理和网络游戏相同，没有普通玩家衬托，愿意充值的大玩家就体会不到优越感。

但必须承认，它在历史上做成过一件事：把“身份由出身决定”的观念从社会规则里赶了出去。地位可以通过财富、职业和品位去争取，哪怕这条路并不轻松，它至少是向所有人敞开的。

把这套历史放到印度，差别就清楚了。种姓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主流研究认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前后，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群迁入南亚次大陆，逐步占据印度河与恒河流域。

为了巩固统治，他们以婆罗门教为依托，借《梨俱吠陀·原人歌》中的创世神话，把人分为从原人口中、双臂、大腿和双脚生出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之外还有被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这套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征服者分配权力的属性，此后虽然不断细化为数以千计的“迦提”，用出身锁定身份的内核却始终没有改变。

到了18世纪，欧洲学者发现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高度相似，由此提出印欧语系的概念，这一学术发现后来又被希特勒歪曲成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种姓制度的等级逻辑在另一片土地上被推向了极端。

欧洲用了几百年时间，借助市场、城市和法律，让限制奢侈法这样的等级规范退出历史。印度在制度层面同样做了改变，1950年施行的《印度宪法》第17条明确废除“不可接触制”，1955年出台《民权保护法》，1989年又通过《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防止暴行）法》。

种姓内婚、职业世袭、村庄空间按种姓分隔的现象，在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印度政府在2025年宣布，下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将纳入种姓统计，参照日期定为2027年3月1日，这是独立以来首次在全国普查中系统统计种姓。

一方面说明官方正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种姓到今天仍然深刻左右着资源分配和政治动员。

再回过头看“毫无羞耻心”这个说法，问题就落在了具体的地方。在种姓社会里，羞耻感并非不存在，只是附着的对象不同。

它首先与洁净和污秽相关：与低种姓同食、通婚，被看作玷污身份的可耻行为，至于公共空间的整洁、对陌生人的尊重、对弱者的道义责任，在旧有观念里并不属于需要感到羞耻的范畴。

前提缺失，许多在外人看来理应羞愧的现象，在当地人眼里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秩序。

所以，把账算到全体印度人头上并不公道，这里面有大量普通人，尤其是低种姓群体，本身就是这套制度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