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架直升机失去联系，机上十三人再也没有回来。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西藏聂拉木到日喀则的航线上，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坐在第二架S—70“黑鹰”直升机里。前后还有两架飞机，一架坐着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一架坐着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侯书军。
高原上的天，说变就变。
等另外两架飞机先后落地，第二架仍没有消息。电台里空着，山谷里也空着。
张德福，没回来。
他是一九二八年生人，山东文登葛家镇英山前村人。人们常说他享年六十三，按出生年月算，他牺牲时是六十二周岁，虚岁六十三。
这个数字容易被一带而过。
可往前翻，他从十六岁参军起，几乎一生都在军营里。一九四四年六月，胶东一带仍有战火，一个山东少年离开村庄，进了部队。
那时他手里没有将星，也没有中将肩章，只有最普通的士兵身份。
往后，东北战场、四保临江、解放战争，一步一步把他推到指挥岗位上。
四保临江，是冰雪里的硬仗。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坚持作战，一百零八天里四次击退国民党军对临江的进犯。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山地，冻伤冻死一度超过战斗减员，战士行军穿单鞋，打仗和放哨才舍得穿棉鞋。
张德福就在这样的军队里长起来。
他后来当过师长、军长，又到新疆军区任副司令员。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肩章变了，习惯没变。
到基层去，看阵地，看营房，看边防。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后，他管辖视野里有云贵川藏，有雪山、峡谷、边境线，还有高寒缺氧的哨所。
这不是办公室里的地图。
一九九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前后，成都军区工作组进藏检查指导相关工作。张太恒熟悉高原，他早年在雪线以上的雷达站待过多年，曾说过一句话：“这里的雪山都留有我的印迹。”
可高原不会因为熟悉就变得温顺。
六月十六日，工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后返航。三架直升机分批执行任务，张德福所乘的第二架，在飞行途中遭遇险情。
那是一架S—70“黑鹰”。
这种直升机是一九八四年中国从美国引进的机型，曾长期承担青藏高原运输、救援、演训等任务，被称作高原上的“雪域神鹰”。它性能并不差，恰恰因为适合高原，才会出现在那条航线上。
问题出在那一刻的山谷、气流和高度里。
第二架飞机在转弯过程中撞山坠毁，机上十三名乘员全部遇难。张德福在其中，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等人也在其中。
山体没有回声。
消息传回去，最重的责任落到张太恒身上。
张太恒不是没有军功的人。他也是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将领，熟悉高原，熟悉边防。但一次重大事故发生后，熟悉不能抵消责任，资历也不能遮住损失。
第二年三月，张太恒到北京开会。
杨白冰同他谈话，通知他：“军委决定免去你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你为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这句话很短。
从大军区司令员到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职务调整背后，是对事故责任的处理。
张太恒没有争辩。他回答：“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这样处理我没意见。”
后来到南京军区任职时，他在会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情况大家比较清楚。”
这几句话，比许多解释都重。
张德福留下的，是另一个结尾。
一九八八年授衔时，他已经走过四十多年军旅路。三年后，他不是倒在战场冲锋线上，而是倒在和平年代一次边防调研的航线上。
可那条航线，通向的仍是边防。
西藏聂拉木到日喀则之间，雪山、峡谷、乱流、高海拔，把一架直升机留在了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
张德福最后一次出现在岗位上，不是在会场，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高原边防返回途中的机舱里。
十三个人，再也没有走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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