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记者在上海街头问路人：你愿意来印度工作吗？听上海人怎么说

印度记者阿俊举着自拍杆站在南京路步行街，问出那个他预设了无数遍的问题。前九个路人的回答礼貌而疏离，直到那个拎着菜篮的上海阿姨停下脚步，用一句反问撕开了所有体面的伪装。当晚视频传回新德里，阿俊收到主编消息：三天内，找出那个说真话的姑娘。

第一章 孟买来的自拍杆

阿俊的全名叫阿琼·梅赫拉，新德里人，二十八岁，在孟买一家叫“Bharat Live”的新闻网站做视频记者。说是记者，其实就是扛着设备满街跑的网红，老板亚达夫先生管这叫“街头情绪新闻”——每天在孟买街头问三个问题，剪辑成三分钟短片，靠印度网民打赏和广告分成吃饭。

这行干了三年，阿俊自认对街头采访的门道摸得门清。什么样的表情能让人放下戒备，什么样的提问能勾出火气，什么样的剪辑能把一句话拧出三层意思。他靠这套手艺攒了四十七万粉丝，在孟买租了间带空调的公寓，还给老家的母亲换了台双开门冰箱。

但最近三个月数据一直往下掉。老观众看腻了贫民窟小孩跳舞和宝莱坞明星八卦，新观众又嫌他不够“国际”。亚达夫先生上个月把他叫进办公室，扔给他一张打印出来的热搜趋势图，上面用红笔圈着三个词：China、Shanghai、Street。

“去上海，”亚达夫把脚翘在桌上，手指头点着那张纸，“问中国人愿不愿意来印度工作。要真实反应，要冲突，要那种让人看了想吵起来的。”

阿俊盯着那三个红圈看了五秒。他职业生涯采访过议员、影星、板球国手，唯独没出过国。“我不会中文。”

“手机翻译是干什么吃的？”亚达夫把机票行程单推过来，“公司出机票住宿，素材发回来，剪辑我来。你要做的就是举着杆子问问题，拍够三十个人的回答。”

三天后阿俊落地浦东机场，拖着行李箱站在到达大厅，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搜索“上海最热闹的街道”。答案很统一：南京路步行街。他拦了辆出租车，用翻译软件跟司机比划了半天，最后司机一拍大腿：“南京路！晓得晓得，外滩那头嘛。”

阿俊在九江路找了家快捷酒店住下，当晚把设备试了三遍。麦克风海绵套换了新的，自拍杆伸缩顺滑，手机存储清了又清。他对着镜子练开场白，中文翻译器放在旁边：“你好，我是印度记者阿俊，想问你一个问题……”练到第七遍，隔壁房间咚咚敲墙，他赶紧闭了嘴。

第二天早上八点，阿俊扛着全套装备出了门。上海九月的太阳还很毒，他穿了一件孟买买的白色棉衬衫，戴顶棒球帽，站在南京路步行街西首的井盖旁边，把自拍杆拉到最长，深呼吸了三次。

他拦住第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四十来岁，提着公文包，脚步快得像踩着风火轮。

“你好，我是印度记者阿俊，想问你一个问题——”

男人瞟了一眼镜头，脚步没停：“不好意思赶时间。”说完拐进旁边写字楼旋转门，西装后摆被门夹了一下都没回头。

阿俊对着镜头笑了笑，用印地语说了句“没关系我们继续”，把这段剪进片头的五秒钟快剪。这是标准操作，街头采访第一步：让观众看见你也吃闭门羹，后头有人搭理你的时候才显得真实。

第二个是推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听到“印度”两个字，她笑着摆了摆手，指了指婴儿车里的孩子，意思大概是“带孩子不方便”。阿俊追着问了一句：“就一个问题，很快的。”女人头也不回地摆摆手，婴儿车拐进了和平饭店侧门。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阿俊开始怀疑南京路的人是不是都装了“镜头雷达”。穿校服的中学生说“我要迟到了不好意思”；戴耳机的小伙子压根没摘耳机，冲他摆了摆手直接走过去；拎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倒是停下来了，但听完问题之后反问了一句：“印度？去旅游还是工作？”阿俊说工作，男人“哦”了一声，说“我考虑考虑”，转头就进了地铁站。

到中午十二点，阿俊拍了十一个人，有效回答零个。他靠在世纪广场的垃圾桶旁边啃面包，把素材倒回去看了一遍。镜头里自己的笑脸越来越僵，后槽牙露得越来越不自然。他想起亚达夫的话——“中国人面对镜头比印度人拘谨，你要让他们放松，先聊点别的，再突然问正题。”

下午的策略变了。阿俊先在南京路新华书店门口拦住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用翻译软件放了段中文：“你觉得上海怎么样？”男生说挺好，阿俊又问“平时工作累不累”，男生说还行，聊到第三句阿俊突然把话题拐过去：“那如果有个去印度工作的机会，年薪比现在多百分之三十，你愿意去吗？”男生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印度……哪个城市？班加罗尔还是新德里？做什么行业？”阿俊说IT行业，男生认真想了想，说“班加罗尔的话可以考虑，新德里我得查查治安数据”。

这是第一条能用的素材。阿俊在心里给自己比了个耶，赶紧追着问“你对印度最担心什么”，男生掰着手指头说了三条：喝水拉肚子、女生安全、夏天太热。每条都说得有理有据，像是提前做过功课。阿俊连声道谢，目送男生走进地铁口。

接下来又拦了六七个，回答渐渐有了形状。有人说“给三倍工资也不去，家里孩子上学走不开”；有人说“短期出差可以，常驻免谈”；有个小姑娘直接说“我连上海都没待明白呢还去印度”。阿俊一边拍一边在心里打腹稿：这些素材剪出来大概能凑一集“上海人眼中的印度”，有猎奇有误解也有认真思考的，数据应该不会太差。

但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那种能让人在评论区吵起来的钩子。亚达夫说过，一条街头采访要是没人吵，就跟黄油鸡不放黄油一样失败。

下午三点，阿俊走到南京路步行街靠近河南中路那一段。太阳没那么毒了，街上的人从游客流变成了本地流。他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阿姨拎着两个塑料袋走过来，袋子里装着茭白和排骨，一看就是刚从菜场回来。

阿俊迎上去，照例先说“你好”，然后放翻译软件：“阿姨您好，我是印度记者，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去印度工作的机会，工资比上海高，您愿意去吗？”

阿姨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她的眼神跟前面那些人都不一样——前面的人看镜头多，看她手机屏幕多，这位阿姨是直接看他脸。看了大概有三秒钟，她把右手拎的茭白换到左手，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问了一句：“小阿弟，你先告诉我，你在印度一个月赚多少钱？”

阿俊没反应过来，嘴比脑子快：“啊？”

“你赚多少钱啦？”阿姨又重复了一遍，“你到上海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印度，你自己在印度当记者赚多少？你说出来我听听看。”

阿俊脑子转得飞快。他在孟买一个月到手四万五千卢比，折合人民币大概三千八。这个数字说出去好像不太有说服力，但阿姨盯着他等答案，镜头也开着，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实说了。

阿姨听完之后表情没什么变化，点了点头，说了第二句话：“那你觉得你在上海能活下来吧？”

阿俊还没想好怎么接，阿姨的第三句话已经出来了：“你赚三千八，在上海租个单间都不够。我儿子在张江做码农，一个月两万八，他天天喊累。你让我去印度拿高工资？高多少？高两千块我去吃灰啊？”

她说完拎着菜篮子往弄堂口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对了，你拍视频是吧？你把这句话也拍进去——上海人不傻的，去哪里工作要看你给什么条件，不要拿个高工资的帽子扣下来就以为人家都会去。你要真觉得印度那么好，你先把你妈妈接过去住三个月试试看。”

阿俊举着自拍杆愣在原地，镜头里阿姨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拐进弄堂不见了。

他低头看了看手机，录制键还亮着，进度条走完了最后三秒自动停了。他点开回放，阿姨那段话从头到尾没一个磕巴，节奏快得像连珠炮，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他站在路边把这段视频看了两遍。第一遍光顾着尴尬，第二遍才琢磨出味道来——这个阿姨说话不客气，但每一句都戳在点子上。工资多少、生活成本、机会成本，她十秒钟之内把整个逻辑链说全了。更关键的是最后那句——“你先把你妈妈接过去住三个月试试看”——这话有杀伤力，放在视频结尾绝对能引爆评论区。

阿俊抬头看了看上海的天，暮色正在从楼缝里渗下来，街灯一盏接一盏亮了。他想起自己租的那间公寓，想起母亲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你住的附近有没有菜市场”，想起父亲去世前在医院走廊里跟他说“别去太远的地方”。

他给亚达夫发了条消息：“拍到一个特别好的，但可能跟咱们预想的方向不太一样。”

亚达夫秒回：“要的就是不一样。发来看看。”

当晚阿俊把素材粗剪了一版传回孟买。亚达夫看完之后直接打电话过来，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最后那个阿姨！就最后那个阿姨！你明天回去找她，问她愿不愿意出镜做个完整采访。要能再找几个跟她打配合的，这条片子数据绝对爆。”

阿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他想起阿姨问的那句“你赚多少”，想起她说的“你先把你妈妈接过去住三个月”——这话表面上在怼他，底下其实藏着一层意思：你自己都没搞明白的事，凭什么来问我？

他翻了翻身，把手机闹钟调到早上六点半。南京路那个弄堂口，他决定明天去蹲点。

第二章 弄堂口的茭白阿姨

第二天阿俊六点就起了，七点不到站在昨天那个弄堂口。早上的南京路跟下午完全两个样子，游客还没涌过来，沿街商铺卷帘门半拉着，扫地大爷推着大扫帚哗哗地走。弄堂口有个卖葱油饼的小摊已经支起来了，油锅滋啦响。

阿俊买了两个葱油饼，一边吃一边盯着弄堂里出来的人。等到七点四十，昨天那位阿姨拎着个环保袋从弄堂里走出来，袋子里露出半个西瓜。阿俊赶紧迎上去：“阿姨早！我昨天拍您的那个——”

阿姨看了他一眼，想起来了：“哦，印度小阿弟。你这么早来做啥？”

“我想跟您多聊几句，昨天那段特别好，我老板说要请您做个完整的采访。”

阿姨把西瓜换了个手拎：“采访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名人。”

“就聊聊您昨天说的那些——去印度工作的事，还有您儿子在张江做码农的事。”

阿姨打量了他两眼，目光比昨天柔和了点，可能因为阿俊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葱油饼，看着没那么像个骗子。“我买了菜要回去烧饭的，你等我半个小时，我把菜放回去再出来。”

阿俊连声说好，在弄堂口的葱油饼摊旁边蹲了半小时。阿姨再出来的时候换了身干净衣服，头发也重新梳过了，手里拎着个保温杯。她指了指弄堂口旁边的花坛边沿：“坐那边说吧，站着像什么样子。”

采访从阿姨的自我介绍开始。她姓张，叫张秀兰，五十八岁，退休前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做会计，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叫李想，张江一家芯片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今年三十一，房贷还剩二十三年。

“我昨天跟你说那些话，不是冲你，”张阿姨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水，“是冲你背后那个问题。你们当记者的，问问题之前自己有没有想过答案？‘愿不愿意去印度工作’——你要问的是‘什么条件下愿意去’，不是‘愿不愿意’。这两句话看着差不多，实际上差得远了。”

阿俊把这段话记在本子上。他做街头采访三年，头一回有人给他上逻辑课。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张阿姨继续说，“我儿子现在一个月两万八，到手两万三出头。房贷八千五，车贷两千，自己交社保公积金，剩下七八千吃饭通勤应酬。他要是去印度，你说工资高百分之三十，那就是三万六，看着多了八千。但是——”她竖起一根手指，“第一，他在印度看病怎么办？我儿子过敏性鼻炎，一年到头离不开药，上海的药房刷医保卡就能买，印度他找谁去？第二，他要是想回来，工作断档了谁给他兜底？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走了我怎么办？我一个人住这老破小，今天头疼明天腿疼的，他人在国外我找谁去？”

阿俊问：“那如果印度公司把这些都包了呢？医保、住宿、每年探亲机票。”

张阿姨想了想：“那要看包到什么程度。住的是公司宿舍还是自己租房？宿舍离公司多远？周边有没有菜场？他吃不惯印度菜怎么办？你别笑，吃不好饭人是要出问题的。我儿子出差去北京一个礼拜，回来瘦了三斤，因为吃不惯北方的菜。印度那个咖喱，他从小就不碰的。”

阿俊低头看看自己中午吃的咖喱角，默默把它塞回了包里。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抬杠，”张阿姨的语气缓下来，“我是觉得你们年轻人想事情太简单了。‘去印度工作’——五个字，听着轻巧，背后牵扯多少东西？房子、孩子、老子、医保、户口、朋友圈子，哪一样不得扒拉扒拉算清楚？你以为你问的是个工作选择，实际上你问的是人家整个生活。”

阿俊把手机掏出来，把张阿姨的话原原本本记在备忘录里。他当记者三年，头一回觉得需要记笔记。

张阿姨看了眼时间：“差不多了，我还要去老年大学上书法课。小阿弟，你下午还在这儿拍吗？”

“在的在的。”

“那我帮你叫几个人过来聊。我有个老姐妹，她女儿嫁到班加罗尔去了，正好让她说说真实情况。还有一个老同事，退休之后在社区搞就业指导的，他手里数据多，你问他比问路人管用。”

阿俊差点站起来给她鞠一躬。

下午两点，张阿姨带了两个人过来。一个是她跳广场舞的姐妹，姓周，女儿嫁了个印度老公，现在住在班加罗尔，一年回来一趟。周阿姨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个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女儿在那边住的公寓一个月租金折合人民币四千五，小区带游泳池和健身房；外孙上学一年学费六万，国际学校；超市里蔬菜比上海贵，但牛羊肉便宜；看病有公立医院但排队时间长，急症去私立医院一次挂号费三百。

“我女儿说，在那边过得还行，但有个前提——她老公在印度算高种姓，家里有房有车有佣人。普通人过去打工的，日子没这么舒服。”周阿姨对着镜头补了一句，“我女儿那个是特例，你们别拿这个当标准答案。”

另一个是张阿姨的老同事，姓吴，退休前在街道劳动保障所干了二十年。吴叔叔上来先给阿俊看了组数据：他手里经手过的应届毕业生，百分之七十首选留在上海，百分之二十去长三角其他城市，剩下百分之十里有一半去了北京深圳，真正出国的不到百分之一。

“你问愿不愿意去印度，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印度？’，第二反应是‘去干嘛？’，第三反应才是‘给多少钱’。这三个反应里，第二个反应最关键——‘去干嘛’决定了这件事值不值得往下想。你要是个搞软件的去班加罗尔，那算专业对口；你要是个做会计的去孟买，人家当地一堆人抢着干，你去图什么？”

阿俊被问住了。他提前准备的采访提纲里全是“愿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唯独没想过“去干嘛”这个问题。

吴叔叔接着说：“还有一条你肯定没考虑——签证。中国人去印度工作签有多难办你知道吗？我去年帮一个孩子查过，工作签要公司担保、要学历公证、要无犯罪记录证明，一套流程走下来六个月起步。很多人一听这个时长就放弃了，工资再高也没用，他耗不起。”

阿俊在备忘录上划拉了半天，最后写了四个大字：信息壁垒。

傍晚收工的时候，张阿姨又拎着菜篮子出现了，这回袋子里是两条小黄鱼。“谈得怎么样？”她问。

“特别好，您这几个朋友说的比我自己去街上问二十个人都管用。”

张阿姨笑了笑：“那我再给你说最后一个事。你早上问我‘愿不愿意去印度工作’，我回来想了想，这个问题你得换个问法——你得问人家‘你现在最缺什么’。缺钱的，你跟他谈工资；缺平台的，你跟他谈机会；缺安全感的，你跟他谈保障。你要是不知道人家缺什么，上去就甩一句‘来印度吧’，那跟地铁口发传单的有什么区别？”

阿俊把这句话记在备忘录最顶上，加了三颗星。

当晚他把素材重新剪了一版发给亚达夫。这回的片子从张阿姨那句“你赚多少钱”开场，中间穿插周阿姨女儿的印度生活实录、吴叔叔的工作签证数据，结尾落在张阿姨的那句“你先把你妈妈接过去住三个月试试看”。

亚达夫看完之后只回了一句话：“这条别急着发。你再拍两天，多找几个不同的人，把‘为什么不去’和‘什么条件下会去’两条线都拍全了。我要做上下两集。”

第三章 数据里的真话

接下来三天，阿俊在张阿姨和吴叔叔的帮助下又采访了十七个人。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在张江上班的程序员、有做外贸生意的个体户、有在社区做保洁的外来媳妇。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但拼在一起能看出一个清晰的轮廓。

年轻人对印度的工作机会更开放，但前提是“跨国大公司”“正规外派”“干两三年能调回来”。三十岁往上的普遍犹豫，家里有孩子的直接排除。做外贸的说印度市场大但规矩乱，回款周期长，去可以但得带着法务去。最让阿俊意外的是一个在七浦路服装市场做批发生意的老板，姓赵，四十出头，听说他是印度来的记者，直接拉着他说了二十分钟印度仿制药的事，最后问了一句：“你能帮我搭个线吧？我想做印度药的进口代理。”

阿俊说他帮不上忙，赵老板也不恼，拍拍他肩膀说：“那你帮我问问，印度那边有没有人想代理中国电动车的？我朋友在无锡做这个，正愁出海没渠道。”阿俊哭笑不得，把这段也拍进去了。

第五天晚上，阿俊把上下两集的粗剪传回孟买。亚达夫看完之后开了个视频会，屏幕上他的脸笑得油光发亮：“下集就按现在这个节奏走，标题我都想好了——《上海人说真话：去印度工作？先看看这些条件》。上集标题用张阿姨那句话——《你赚多少钱？》。你把张阿姨的联系方式给我，我让法务拟个授权书发过去。”

阿俊说张阿姨那边他已经问过了，阿姨说随便用，但有一个条件——不许把她的脸P瘦。“她说她广场舞领队的位置不能丢，视频里得保持威严。”

亚达夫哈哈大笑，说没问题，原片直出。

片子发出去的当天晚上，阿俊在酒店刷后台数据，播放量半小时破了五十万。评论区吵翻了天，印度网友说“中国人太傲慢了”，中国网友说“印度记者还挺实在”，中间夹杂着一堆“张阿姨说得对”和“吴叔叔数据在哪查的”。有个高赞评论写的是：“这个印度记者比我妈还懂上海。”

阿俊把评论区截图发给张阿姨。阿姨回了一条六十秒的语音，大意是说她广场舞队里三个姐妹看了视频，都说要把自家儿子闺女的简历发给阿俊，让他帮忙介绍印度对象。“我说你们省省吧，人家小阿弟是记者又不是婚介所。”

阿俊笑着回了一句“您跟她们说，我回去就改行开婚介所”。

但热闹归热闹，阿俊心里一直有个事没解决。他来上海之前，亚达夫给的差旅预算只够住七天。现在片子火了，老板追加了五天，但要求他再拍一条“在印度工作的中国人”的采访，找几个真正在印度上过班的人聊体验，把整个系列闭环。

阿俊问了吴叔叔，吴叔叔翻了半天手机通讯录，找到一个姓林的老邻居，儿子在印度工作过三年，去年刚调回上海。

“这个人你得好好聊，”吴叔叔在电话里说，“他儿子那个经历跟别人不一样，去了趟印度回来，整个人的想法都变了。具体怎么变我不跟你说，你自己去问。”

阿俊要了地址，第二天上午按着导航找到浦东一个老小区。敲开门的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三十五六岁，穿着优衣库的格子衬衫，头发有点乱，看样子刚从电脑前抬起头。他叫林一凡，在张江一家通信公司做海外交付，三年前被派到新德里驻场，去年调回来升了一级。

阿俊架好机器，第一个问题照例是“在印度工作是什么体验”。林一凡的回答跟之前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先说了半个小时印度同事怎么手把手教他吃手抓饭、怎么帮他找带厨房的公寓、怎么在他发烧的时候送药上门。然后话锋一转：“但我也被坑过。本地供应商拖了我们三个月工期，理由是多地雨季道路不通。后来我发现他同时接了六个项目，根本没把人手排开。我去找他理论，他跟我说‘Sir，这是印度节奏’。那天我差点在办公室摔电脑。”

阿俊问：“那你还愿意再去吗？”

林一凡推了推眼镜：“愿意。但得带着条件去。我现在再去，肯定是谈好KPI和违约条款再去，不会再傻乎乎地相信‘Sir没问题’了。”

他打开电脑给阿俊看了一段自己在新德里拍的手机视频。画面里是深夜的办公楼，印度同事和中国同事围着一块白板吵架，吵着吵着有人开始唱歌，然后所有人一起笑。视频最后林一凡自己也出现在镜头里，举着一杯玛莎拉茶用印地语说“干杯”。

“这是我在那边过得最开心的一晚，”林一凡说，“但也是最不想再来一次的一晚。你让我再去常驻，我肯定不去。你让我去出差两个礼拜，我拎包就走。你得搞清楚‘去印度工作’是哪种去法，是常驻还是短期，是管理岗还是执行岗，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你把这些变量列清楚，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阿俊把这段话记下来，加进了当天的素材里。

三天后，上下两集加一个特辑全部发完。亚达夫打电话来说数据创了频道年度新高，广告分成够阿俊在孟买再买一台新相机。阿俊说相机不用买，你把我上海多待三天的酒店钱报了就行。

第四章 回程前的最后一杯茶

回国前一天，阿俊约张阿姨在弄堂口那家葱油饼摊旁边见了一面。阿姨这回带了个保温袋，里面装着两盒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带回去给你妈妈吃，让她知道上海人没欺负她儿子。”

阿俊接过来，鼻子有点酸。他想了半天，把这两天一直琢磨的问题问了出来：“阿姨，您那天说的‘把你妈妈接过去住三个月试试看’——您是真觉得我不会接她过去吗？”

张阿姨拍了拍手上的饼屑：“小阿弟，我不是觉得你不会接，我是觉得你还没想那么远。你今年二十八，觉得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想去哪里扛个包就走。但你妈会老的，她老了之后你走的每一步都得把她算进去。你现在不觉得，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明白了——什么工作机会、什么工资翻倍，到最后都绕不开一个事：你身边有谁，你走了谁管他们，他们走了谁管你。”

阿俊低头啃了口葱油饼，没说话。

张阿姨又补了一句：“不过你这次来上海拍的东西，我看了。你回去剪出来那个视频，我老姐妹都说拍得好，说你把我们上海人说话的样子拍出来了。我跟她们说，人家印度小阿弟也不容易，大老远跑来挨我们骂，还得笑着挨。这是职业素养，你们广场舞队下次比赛要学学人家。”

阿俊被她逗笑了。他站起来跟张阿姨合了张影，说回去剪个特别版给她看。张阿姨摆摆手说不用特别版，你把你妈吃蝴蝶酥的视频发我就行。

飞机起飞的时候阿俊把张阿姨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想起自己租的那间孟买公寓，想起母亲每次视频都要问“你那边菜市场远不远”，想起父亲走之前攥着他手说的那句“别跑太远”。

他掏出手机给母亲发了条消息：“妈，下个月我回来接你，你来孟买住三个月。我租的房子旁边有个菜市场，就是不知道卖不卖茭白。”

母亲秒回了一条语音，点开是带着哭腔的笑声：“你那个地方有没有葱油饼啦？没有葱油饼我不来的。”

阿俊把语音听了好几遍，然后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靠着舷窗睡了过去。

回国之后他把上海之行的素材重新剪了个特辑，结尾加了一段自己站在孟买海边对镜头说的话。他说：“我在上海问了三十七个人‘愿不愿意来印度工作’。没人说‘愿意’或者‘不愿意’，他们说的都是‘什么条件’和‘什么时候’。这三十七个答案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去不去一个地方，从来不是一道是非题，是一道计算题。你得把工资、房租、医药费、爸妈的岁数、孩子的学校、朋友的远近全部列进去，算到最后看看那个数字够不够抵消你想家的次数。我在上海遇到一个阿姨，她让我先把我妈接来住三个月再问她女儿嫁不嫁过来。我现在准备照做了。等三个月之后，我再来告诉你们答案。”

视频发出去之后张阿姨给他发了条微信，就三个字：“乖小囡。”

阿俊对着手机屏幕笑了半天。他打开备忘录，把张阿姨那句“你得搞清楚人家缺什么”抄在最上面，底下又加了一行自己写的总结——

“缺钱的给钱，缺平台的给机会，缺安全感的给保障。三样都给不了的，就别问人家愿不愿意来。这话放在上海管用，放在孟买也管用。”

他把备忘录截了张图，发了条朋友圈，配文是：上海阿姨教我做人。

三分钟后亚达夫评论：数据不错，下个月去日本拍一条？

阿俊回他：等我先把我妈接过来住三个月再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