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占彪,今年五十一,甘肃临夏人,在新疆干了二十七年活儿,从跟着老乡扛水泥的小工,干到今天有一个自己的施工队,二十几号人,三台搅拌机,一辆二手皮卡。我这人没念过几年书,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可我在工地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活没见过,什么难缠的甲方没碰到过。可就算这样,去年那一单五百一十万的工程,还是把我这些年攒下的本事,一次性地给打回了原形。
事情得从二〇二三年开春说起。那年二月底,乌鲁木齐的雪还没化干净,我正带着人在一个小区做外墙保温,接了个电话,是我三年前认识的一个人,姓冯,叫冯建国,甘肃老乡,在这边做建材生意,手里有些关系。
他在电话里说,占彪,有个活儿,你接不接。我说什么活儿。他说,喀什那边一个县上的产业园,厂区道路、围墙、两栋仓储,再加一个办公楼,五百一十万,包工包料,工期一百八十天。
我当时心里就动了。五百一十万,是我干过最大的单子,比之前最大的一单翻了一倍还多。可我嘴上没松,我说,这么肥的活儿,怎么轮到我。他笑了,说,这活儿急,要垫资,一般队伍不敢接。我心里就明白了,垫资的活儿,向来是最难啃的。可我还是问了句,垫多少。
他说,先垫三十万,开工保证金五万,工人生活费八万,材料预付款十七万。
三十万。
我那天晚上在工棚里抽了一包烟。我这些年攒下的,加上我媳妇在老家存着的,一共二十七万,还差三万。我算了一夜,算来算去,觉得能干:五百一十万的合同,就算利润薄一点,十个点也有五十万,垫三十万,回款按进度付,最多就是压两个月,能扛过去。
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一夜账,我算漏了一样东西——我算的是钱,没算人心。
三月初,我去了喀什。那个产业园在一片戈壁上,风大得能把人推着走,周围几十里没有人烟,最近的小镇开车要四十分钟。甲方是个新成立的开发公司,挂的牌子挺大,办公室在县城一栋新楼的三层,进去得先登记,前台坐着个穿制服的姑娘。接待我的是一个姓韩的副总,四十来岁,西装笔挺,说话很客气,一口一个“马老板”,把我让到沙发上,倒茶,递烟。
合同是他拿出来的,三十多页,装订得很齐整。我翻了一遍,主要看了总价、工期、付款节点、质保金。付款节点是这样写的:开工付百分之十,主体封顶付百分之三十,竣工验收付百分之四十,质保期满付百分之二十。
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付款比例跟行规不太一样,行规一般是验收付到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剩下的质保金。这个把验收压到百分之四十,剩下百分之二十压到质保期,等于有一半的钱压在后面。我跟韩总提了一句。他笑着说,马老板,我们这是国企背景的项目,资金稳当得很,你放心,绝对不是拖欠你的。他说,我们这个节点是按流程来的,钱一分不少,就是时间上得按规矩走。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可我一想到五百一十万这个数,想到我队伍里二十几号人一个冬天没活儿干,想到我老家那套还没还完的房贷,我就把这点犹豫压下去了。
我签字的时候,笔是韩总递过来的,他还替我把笔帽拔了。
我跟你说,那支笔递过来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其实就有个声音,说这个合同不能签。可我没听那个声音。我后来想,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坑,往往不是别人挖给你的,是你自己心急,自己往下跳的。
签完合同,我回去张罗钱。我媳妇不同意,说占彪,三十万,咱家底儿全掏空了,万一出事,咱连个退路都没有。我说,五百一十万的合同摆在那儿,能出什么事。她说,你上回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上回是上回,这回有国企背景。
我从存折里取了我俩攒了九年的二十七万,又找我一个在乌鲁木齐开饭馆的发小借了三万,凑齐三十万,打到甲方指定的账户上。打钱那天,我在银行排队,前面排了十几个人,我站在那儿,手心里全是汗。
工程是三月底开工的。戈壁滩上的风,我现在想起来还打怵。三月底的喀什,白天能到十几度,晚上掉到零下,风从戈壁上刮过来,带着沙子,打在脸上像针扎。我带着二十几个人,在荒地上一米一米地推平场地,搭工棚,砌临时围墙。工棚是彩钢板搭的,晚上风大,铁皮呼啦啦地响,工人们裹着军大衣睡,第二天早上起来,被子上都是一层沙。
活儿不容易。那个地方缺水,施工用水得从四十分钟外的镇上拉,一车水八十块,光水钱我就花了三万多。电也不通,发电机是我自己租的,一台一个月六千,油钱另外算。材料要从喀什市区拉,二百四十公里,运费比在乌鲁木齐还贵。这些事,合同里一个字都没提,我把它们都算在了自己的成本里——我那时候想的是,只要有得赚,这点辛苦钱算什么。
前两个月还算顺。开工款百分之十,五十一万,按时到了。现场代表姓周,四十来岁,甘肃人,跟我还是半个老乡,抽着我的烟,跟我说,马老板,你这活儿干得利索,我这边一定给你往上报。签证单我一张一张让他签,他签得挺痛快,签完了往我抽屉里一塞,说,后面一起算。
第三个月,主体起来了,我去找甲方要那百分之三十。韩总在办公室里泡着茶,说,马老板,你急什么,流程要走,得监理验了,得我们这边审,一圈下来得一个多月。我说,一个多月,工人工资得发啊。他说,你先垫着,我们这边肯定给你付。
我垫了。我又从亲戚那儿借了八万,把工人工资发了。
第四个月,钱到了,但是只到了百分之二十。我去问,韩总拿了一份补充说明出来,说,主体封顶这个节点,得两栋仓储都封顶才算,你现在只封了一栋,算半个节点,按比例给。我说,合同上没这么写啊。他说,合同上没写,可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我那时候就有点急了,可我不敢翻脸。活儿干了一半多,钱垫了三十几万,我一翻脸,前面的钱全卡住,我就完了。
第五个月,监理来验主体。监理姓刘,五十多岁,人挺实在,看完跟我说,马老板,你这活儿我看了,没问题,我给你签。我把签证单递过去,他签了。可我拿着单子去找韩总,韩总说,刘工签的不算,得我们公司工程部审核。
我在他办公室门口站了半个钟头,他出来的时候,拍拍我的肩膀说,马老板,你别急,我给你催。
第六个月,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图纸改了。甲方说,办公楼要多加一层,仓储的屋面要改成彩钢瓦,还有厂区的道路要从水泥路改成沥青路。这些改动,按合同都算增量工程,得要签证、要审核、要签补充协议。我把单子递上去,韩总说,一起算,一起算。
第二件,是安全文明施工被罚了。县里安监局来检查,说我们工地的围挡不规范,配电箱没锁,安全网有破损,罚了两万,责令停工整改。我认了,我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戈壁滩上搭的临时设施,经不起细看。我改了,罚了,停工五天。
第七个月,活儿干完了。两栋仓储,一个办公楼,道路,围墙,全部完工。我那天站在工地上,看着那几栋白墙灰顶的新楼,心里挺高兴。我甚至还想着,等钱到了,给家里买台新冰箱,我媳妇那台用了十几年了,响声跟拖拉机一样。
验收那天来了不少人,甲方、监理、县里的领导,走了一圈,说了些挺好听的话。韩总当着大家的面,握着我的手说,马老板,你这活儿干得漂亮。
验收过了。我松了口气。
第九月十号,我去结算。
我提前一天把所有的账单理了一遍,装了一个纸箱。结算那天,我在甲方会议室里坐了一个上午。财务拿出结算单,一项一项往下念,我找了个识字的年轻人,姓马,是我侄子,帮我拿计算器算。
念到一半,我侄子的手就慢了。他把计算器转过来给我看,我心里一沉。
合同总价五百一十万,已付:开工款百分之十,五十一万;主体节点款,一百零二万,一共一百五十三万。剩下三百五十七万。
往下扣:税金,按百分之九,四十五万九;总包管理费,百分之三,十五万三;质保金,百分之五,二十五万五,两年后无息退还;工期延误,一百八十天的工期,我们干了一百九十六天,超了十六天,按合同每天万分之五,四万零八百;安全文明施工不达标,罚两万;还有一项叫“甲方代垫的水电费”,三万八;还有一项叫“资料不齐延期审核”,扣了一万。
我侄子算完,把计算器放下,小声说,叔,扣完了还剩二百五十九万五。
我说,那增量呢?办公楼加一层,屋面改彩钢瓦,道路改沥青,这些呢?
财务翻出一摞纸,说,马老板,你这些签证单,只有现场代表签字,没有我们公司盖章,按照合同第二十一条,结算以甲方委托的造价咨询公司审定为准,这些没盖章的,审不下来。
我说,那些活我实实在在干了,砖一块一块砌上去的,路一米一米铺的,你说不算就不算?
财务说,我不管这个,我只按审核过的数付。
我当时脑袋里“嗡”的一声。我站起来,去找韩总。韩总在办公室里,还是在泡茶。他说,马老板,你坐下说。
我说,韩总,这账不对。我先垫了三十万,干了七个月,你扣我这么多,我这活是不是干得不好?
他说,不是活不好,是流程没走完。
我说,流程是你们家的流程,我签合同的时候你跟我说的是五百一十万。
他说,马老板,合同是白的黑字。
我那天从他办公室出来,站在楼道里,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戈壁滩的风从窗缝里灌进来,我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干过那么多活儿,最累的不是搬砖,是站在这个地方,听人跟我说“合同是白纸黑字”。
我回去把账重算了一遍。成本这边:人工,四十八万;材料,二百八十万;机械租赁和运输,三十二万;水电,七万;罚款,四万;我自己垫的三十万,其中含开工保证金五万;还有我借的十一万,利息一万二。加起来,三百八十三万二。
收入这边:已付一百五十三万,加上这二百五十九万五,一共四百一十二万五。再加上质保金二十五万五,如果两年后真能付,四百三十八万。
单看这个数,好像还有五十几万。可问题是,那二十五万五,要两年以后才能拿;那二百五十九万五,是算出来的,不是到账的。而我在喀什这七个月,工人工资、材料款、运输费,都是我垫的,我欠着供应商的钱,欠着我发小的三万,欠着亲戚的八万。
更要命的是,那三百多万的增量工程,我投进去的材料、人工,这些钱的成本,一分钱还没算在收入里。光多盖那一层办公楼,我就多花了四十多万。
我侄子把最后一行算出来,把纸递给我,说,叔,这一段,不算增量,你能拿到手的,二百五十九万五。要是增量一分不给,你这七个月,实际亏了一百二十多万。
一百二十多万。
我坐在那儿,手里捏着那张纸,半天没说话。我这辈子也吃过亏,可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
后来的事,就是打官司。
我找了个律师,姓艾,是乌鲁木齐的,四十来岁,接活之前跟我说,马老板,这类官司我打过不少,说实话,赢的可能性有,但执行难。我说,我知道执行难,我就是不甘心。
官司打了将近两年。一审,法院认了签证单的效力,判甲方支付增量工程款一百四十六万,加逾期利息。二审,改判,减到九十八万。我不服,申请再审,没成。
等执行的时候,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什么叫“赢了官司,输了钱”。那家公司账上没钱,它的钱走的是集团另一个户,厂房的地是政府的,车是租的,办公楼的房子是租的。法院查封了些设备,拍卖了三十几万。到最后,我一共拿回来三十六万。
到这里,我算总账:总收入四百一十二万五,加上执行回来的三十六万,四百四十八万五。成本三百八十三万二,加上律师费八万,诉讼费四万,两年里为了跑官司来回的路费、住宿,六万多,一共四百零一万二。算下来,我还赚了四十多万?
你别急,还有一笔账没算:那两年,我的队伍散了。二十几个人,等不起,一个接一个走了,最后剩下四个老的。我那三台搅拌机,两台卖了,一台抵了债。我媳妇那台冰箱,到现在还在响。
还有,我自己的身子。在喀什那七个月,我瘦了十六斤;打官司那两年,我血压高了,现在天天吃药。
我今年五十一,头发白了一大半。人家问我,老马,你那五百一十万的活儿挣了多少。我说,挣了个教训。这教训是:合同上那三十多页纸,你得一行一行地看,看不懂就找人看,花钱请人看;签证单签了字不算,得盖章;付款节点写不清楚,宁可不接;垫资的活儿,垫出去的钱,得当成收不回来的钱来算,你要是没这个底气,就别伸手。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接了这一单,是我签字的时候,明知道心里有个声音在喊,我却把它摁下去了。人这一辈子,钱亏了还能挣回来,可那个“我早就知道”的自责,是要跟着你一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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